大盂鼎砚背后的故事

大盂鼎砚的创作，源于大盂鼎与苏州有着割不断的情丝。国宝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号称“海内三宝”，而大盂鼎和大克鼎两大国宝都曾属于姑苏潘祖荫所有，是潘氏家族的传家之宝。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庵，小字凤笙。吴县人（苏州），系状元宰阁潘世恩之孙，其父也官至内阁侍读封光实录大夫。潘祖荫是三朝元老，精通经史，工书法，精金石，富收藏，为吴中著名的文学家和收藏家。由他收藏的图书金石富甲吴中，尤爱古代青铜器的收藏。

盂鼎，又称大盂鼎，作于西周康王时期，西周贵族盂为祭祀其祖父南公而铸，为与同出的小盂鼎相区别故通称为大盂鼎。

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首先为岐山县豪绅宋金鉴所有，后被岐山县县令周庚盛夺去。道光三十年（1850），宋金鉴进京赴试点中翰林，他在京城又偶见大盂鼎，出白银三千两复又把大盂鼎赎买到手回归故乡岐山。同治年间，宋家道衰落，其后代把宝鼎运至西安以七百两银转让他人。后几经易手，大盂鼎归陕甘总督左宗棠所有。

数年后，左宗棠在湖北被人蜚语弹劾，清庭欲召左进京质对问罪，由于潘祖荫的疏救才得以幸免。左宗棠感激之余，以大盂鼎相赠。此后，大盂鼎归姑苏潘祖荫所有。潘祖荫病故于北京，其弟把大盂鼎、大克鼎等收藏品运回苏州。把大盂鼎和大克鼎供放于潘家大堂之上，成为潘家的传家之宝。

大盂鼎造型雄伟庄重，纹饰简约朴实。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双耳、腹鼓、圆底、三足。口沿下有饕餮纹饰，足上铸有兽面并有扉棱及弦纹。鼎腹内壁镌刻有铭文十九行，共291字。

大盂鼎铭文内容大致为：周康王对贵族臣子盂追述祖先文王、武王灭殷商是有天命的原因，以及西周开国之经验。理政和祭祀要恭敬认真，不要酗酒误事，殷商之所以会亡国，在于执政者沉湎于酒色。他自己以文王为榜样并要求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周康王授命盂掌管军事和治理国政，并叮嘱盂不要酗酒，要恭敬理政，不要废弃王命。铭文还记录了周康王赏赐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09名。

大盂鼎铭文告诫官员不得酗酒，可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戒酒令。对研究我国西周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大盂鼎铭文的金文拓片，也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名篇。

大盂鼎和大克鼎历经坎坷，清陆军军部尚书，直隶总督，后又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也曾凯觎宝鼎，用尽心机，想方设法欲得宝鼎也未有成功。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闻风专程赴苏，欲以六百两黄金或一幢西洋楼诱此宝鼎，也被潘氏后人拒绝。1937年，苏州沦陷，时局混乱。为了防范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掠夺，当时潘家的持家人潘祖荫的孙媳妇潘丁达于（娘家丁姓，苏州望族）和潘氏族人商量，并果敢决断，在屋内撬起铺土方砖，深挖大坑，把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要文物深藏于地下，并加以伪装掩饰。果然，日本侵略军贼心不死，岂肯放过潘家国宝。为了强夺大盂鼎、大克鼎，日本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到潘家强行搜索，有一天竟连搜了七次之多。为了保护国宝文物，潘达于暗然离家，避难上海。由于潘氏后人的机智勇敢，知情人的严守秘密，日寇夺宝无着，国宝才逃过一劫。

解放战争期间，潘氏后人也未敢轻举妄动，大盂鼎、大克鼎仍深藏于姑苏老宅之地下，又逃过了国民党要员的威逼利诱，国宝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潘氏后人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表示愿把大盂鼎、大克鼎等文物捐献给国家。

如今“海内三宝”，大盂鼎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院，大克鼎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已于1948年移去台湾。大盂鼎和大克鼎两大国宝已远离娘家苏州六十余年，思鼎怀敬，我琢大盂鼎砚纪念之。

大盂鼎砚是以金文铭文的砚（见图），长方形，长22.5厘米，宽16厘米，厚4厘米。石出歙州，石色苍黑，质地温润致密，叩之声音清越，有角浪纹，鼎身雕饰留有天然黄皮。砚面以大盂鼎造型为砚堂，鼎口琢为墨池。砚首上款“大盂鼎砚”金文砚名，砚下款“壬辰年春.吴门寅生琢铭”。”“陆”字印章一枚。

砚背面摹刻大盂鼎铭文（金文）全文并勒作者砚记。砚左、右两侧题刻大盂鼎历史纪事。全砚镌刻砚铭达55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