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寄售行越界为何屡禁不止

　　寄售行，被认为是典当的前身和雏形。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寄售行无论是从业务上，还是经营管理要求上都演变成了全然不同的两个行业。不过，不少寄售行的经营者似乎对“寄售”兴趣不大，他们或是披着寄售的外衣，私下里进行着放贷的业务，或是干脆以“当铺”自居，明目张胆地与典当行唱起了“对台戏”。正因如此，在业务范围上本应只有极少交集的寄售行和典当行却一度成为了“竞争对手”，引起了不少典当业内人士的关注。

　　对此，有的典当业人士感到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也有的人觉得已经习以为常，但寄售行越界经营给典当行带来业务以及行业声誉上的影响却是大家的共识。虽然典当行业一再发出应治理违规寄售行的呼声，相关的政府部门近年来也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但其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寄售行依旧在“典当”

　　“现在寄售行的经营和管理很混乱！”云南一位典当业内人士一提到寄售行就感到十分无奈。据介绍，以昆明市为例，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寄售行的数量由不足百家骤增至200余家。“寄售市场哪里有这么庞大？这些寄售行实际上都是在借寄售之名，行抵押借贷之实。”这位人士告诉记者。

　　据介绍，正规经营的寄售行获利方式主要有两个渠道：一、寄售物没有销售出去，寄物人取走寄物时，收取一定的寄存费用；二、寄售物成功售出的，寄售行按寄售价的5%至15%收取手续费。实际运作中，“寄押”的程序十分“灵活”，在保证寄物来源合法的情况下，个人凭有效证件，单位凭营业执照及经办人身份证均可办理寄售。寄物估价和预付金额由寄售行和寄物人双方协商确定。登录各地工商局查询寄售行的注册信息，其经营范围内无一例外地注明“小件物品寄售”，不允许经营黄金、铂金、机动车、房地产、有价证券等，不含典当、融资、担保等业务。而眼下，许多寄售行融资、抵押、放贷等什么都做，却恰恰没有“小件物品寄售”。据媒体报道，在很多寄售行当中，汽车和房产类的“寄售”起码占到业务总额的50%以上。

　　一位曾与寄售行打过交道的女士告诉记者，向寄售行借钱非常方便，以机动车质押为例，只需要车主提供身份证件以及车辆行驶证即可。通常，利息在5、6分左右，寄售行放款时会预扣几天的利息，如果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到，而借款人不能还清款项，则该笔业务即被视为“绝当”，质押车辆就会被变卖。“很明显，这其实就是在仿照典当行的操作模式做民间借贷。”这位女士说。

　　实际上，这种演变成民间借贷场所的寄售行首先形成于浙江金华。浙江温州并非其“首发”区域，但却是它蔓延速度最快、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温州市工商局注册处信息，寄售行在温州爆发于2009年，在2009年年底和2010年上半年出现井喷，尤其在当年年底和春节期间这个把月时间里，新登记设立的寄售行就达100家左右。至2011年年初时，寄售行已在温州迅增至413家。而在诸如福建、广东、湖北、云南、山西等省份，也在这期间成为了违规寄售行的重灾区。

　　而近期有数据显示，2011年下半年至今年年初，温州开始出现寄售行悄然关门的情形。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调查，截至今年1月底，温州寄售行数量已回落到353家，以此推算，温州寄售行的数量如今应该回落到300家以下。曾有人认为寄售行已经进入逐渐消亡的阶段。不过有相关人士认为，寄售行的经营者善于随着金融政策的松紧而收放。2009年初，国家货币政策宽松，温州寄售行近1/3处于关门停业的状态。因此在今年货币宽松的经济背景下，寄售行数量缩减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等到经济形势向好，货币政策趋紧的时候，寄售行很可能还会卷土重来。

　　重要的是声誉影响

　　既然有这么多的寄售行来抢典当的“蛋糕”那么典当行业的业务到底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呢？中国商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同的地区对此的看法也各有不

　　同。在民间资本十分雄厚的南方沿海一带，寄售行更多的被视为民间借贷的另外一种形式。一位浙江的资深典当从业人员告诉记者，很多寄售行的人员配置非常简单，营业时间也很不固定。实际上，在温州及周边地区全民放贷的环境下，所谓寄售行也不过是民间放贷的一个幌子。“所以要说寄售行抢了典当行的不少生意，倒也不一定。”

　　在寄售行发展同样迅速的湖北省，典当业内人士的看法则不尽相同。湖北典当协会秘书长高清和告诉记者，他在对武汉当地的寄售行调研时发现，虽然数量增长迅速，但他们对于典当行的业务方面并非洪水猛兽。“寄售行违规经营典当业务的现象的确比较普遍，但总体来看，这些寄售行的放贷能力并算不强。”他指出，有不少寄售行实际上是以夫妻店的形式存在。这些寄售行时常从事一些贵金属回收或是典当的业务，不过，其业务额与典当行相比就是九牛一毛。反过来看，大部分典当行近年都将经营重点转移到了油水更多的房产和汽车业务上面，有一些典当行甚至干脆就取消了民品部分的业务。“对于大部分典当行来说，与其说是寄售行抢了典当行的生意，倒不如说是典当行自己放弃了这块‘阵地’更为恰当。”

　　而云南典当协会副会长杨继红对寄售行则有更深刻的体会。据介绍，近年来昆明的寄售行发展速度非常快，这当中违规进行典当及放贷业务的寄售行占到了很大比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典当行的业务造成了冲击。以今年春节前为例，昆明市某典当行黄金制品的典当额度仅有80万元左右。而在前几年，这一数字通常都能达到800万元左右，业务缩水了近十倍！“即便将经济环境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数据依然是十分惊人的。而寄售行在这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800万变80万”或许只是个例，但不论典当行是否真的感受到了来自寄售行的压力，大量寄售行在违规经营典当业务确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典当行的“蛋糕”被瓜分也是可想而知的。只是由于其缺乏监管部门，以及其自由分散经营特点，寄售行到底从典当行业的碗里分到了多大的一杯羹，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寄售行到底抢走了典当行多少生意还不清楚，但在杨继红和很多典当业内人士看来，寄售行最令人头疼的还不是他们“竞争”，而是这些寄售行长期以来都在打着典当的旗号招揽业务。画着“当”字以及各种典当业务介绍的门脸几乎成了小型寄售行的代表形象，更有甚者，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名称为“寄售行”，却在店面打出“典当行”的旗号，经营者也常常以“当铺”自居，使得很多市民不明就里，认为寄售当就是典当行。

　　而寄售行缺乏相应的主管部门，行业形象和经营管理的状况比较松散，对抵质押物的来源以及手续要求极低，很多情况下无凭无据也能够进行“典当”，这一方面使得正规典当行严格的业务流程被很多市民误解为“门槛”。另一方面，一旦客户与之发生矛盾和纠纷，或是为不法分子提供销赃途径，寄售行都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监管，而这个形象黑锅往往就要由管理严格、经营正规的典当行业来背。寄售行在给典当在行业形象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是数字所能衡量的。

　　寄售行难题如何破解？

　　面对寄售行的疯长势头，一些监管部门也在做着尝试。据了解，在于去年年底成立的温州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的信息中，寄售行已经纳入其监管范围之内，属中心监管一处监管工作内容之一。不过，中心监管相关工作人员并没有透露对寄售行实施监管的相关内容。显然，对于数量众多、经营分散的寄售行，目前还很难提出长期有效的管理办法。

　　实际上，对于这种名为寄售行实质上典当、小额贷款等什么角色都干的民间融资渠道，温州民间曾有人认为，一是要严厉打击，让它们回归到工商注册时规定的经营范围，不许违规经营；二是称要有效引导，承认它们的这种民间借贷载体功能，但要在规范化和相关规定的范畴内有序经营。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政府及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规范寄售行业的经营，使其回归行业本质，即严管寄售行超限经营黄金、铂金、机动车、房地产、有价证券等的违法经营活动，查处一些寄售行业以借贷生存的“潜规则”而违法从事典当、融资、贷款等业务。同时，应规范对寄售物品应有的登记手续，不得收售来历不明所有权不清晰的物品，杜绝寄售行成为不法犯罪分子的销赃场所。

　　对此，云南的典当业者为全国同行提供了参考经验。据南典当协会副会长杨继红介绍，云南典协每年都要配合当地工商执法部门开展针对“非典”店铺的整治行动，至今已经持续了4年，每年都能清理和处理越界经营以及违规装饰门面的寄售行，对当地的违规寄售行起到了一定的打击和震慑作用。在这当中，典当企业和不少从业人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杨继红同时认为，由于其自由分散的经营特点，对寄售行的打击整治绝不是一日之功，必须长久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