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唐志冈和他的中国童话：记忆的改写

　　撰文：吕澎(微博)(摘录)

　　1997年，唐志冈完成了多件“成人开会”。在趣味和风格上，我们可以将这些作品与流行的所有标志联系在一起：新生代、玩世、波普、艳俗，在夸张的表情、丑陋的形象、无视长期以来灌输的准则和立场的态度方面，唐志冈是这些潮流和现象中的一员。可是，当他发现继续采取“新生代”的真实构图——在透视上保持视错觉逻辑——难以使自己与之拉开距离时，他也尝试着将构图平面化，并且多少也有点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实际上，对于唐志冈来说，表现“开会”的题材实在是太自然了。他的军队生涯几乎有很多的时间是在“开会”中度过的。他拍照、写会议标语、布置会场，一次又一次的会议。

　　唐志冈在军队里的工作之一，是在军队美术班教军人的孩子画画。近十年的儿童美术教育使唐志冈在美术教育方面颇有收获，以至他在离开军队后的一段时间里，也继续办班教育儿童画画。这种长期的工作自然会对唐志冈有影响，按照画家自己的话，如果画画真的没有出头之日，他也许会继续以儿童美术教育为生。无论如何，唐志冈需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1999年，他也开始将开会的人物改为儿童，之前人物角色服装之类的社会性符号没有改变，改变的仅仅是将成人置换为儿童。由于在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当儿童出现在会议中时，曾经通过人物表情和夸张的姿势表现的幽默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参与会议的儿童不仅仅是替代了成人，他们显然也将儿童本身的表情与趣味带进了会场，这样，对严肃的假设就更加富于戏剧性。不会再有人相信这些会议的严肃性了，因为他们仅仅是儿童的模拟与表演；也不用去相信那是一个严肃的训练，就想过去的年月里严酷的政治规训，那不过是儿童任意的、甚至也是无聊的表演。有时候，他们做出形式上的严肃，他们像大人一样整齐地举手，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是心神不定，眼睛走神的；有时他们干脆将会议作为娱乐场所，将自己喜欢的玩具放在会议场中；他们发言、发笑、装怪、甚至撒娇抠鼻子，戏谑的程度致使会场成为幼儿园。任何人对这样的场景都有可能不同程度地付之一笑，因为幽默、滑稽、有趣。可是，画家没有可能躲避这些即便没有进入社会的儿童所附带的社会性因素：军装、话筒、会议台、标语以及挂画，包括色彩与场景所需要的气氛，这些都不是随意产生的内容，它们统统都是历史的符号与记忆的结果，所不同的是，唐志冈在他的不规矩的、幽默的游戏心理中重新改写了这些符号记忆的内容。他在想表现他的幽默，但他要躲开由于过分的历史符号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逻辑；他很自然地与儿童打着交道，也就很自然地用儿童去置换成人，以便能够充分而自由地表现他的内心需要。对于这个问题，唐志冈有过回应：一般人问起为什么画“儿童开会”，我通常的回答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大人开会常有人会对号入座，甚者找麻烦，为此干脆画成了儿童，虽然利用儿童形象是因为我一直在做儿童美术教育的工作。在部队我是宣传干部，在政治处工作，除了布置各类会场、写标语、拍照片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为部队大院的孩子办美术班。学校假期为避免小孩子们在营区内搞破坏，部队首长指派我用美术、绘画管教他们，这个工作一干就是八九年，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脱手。画室就是教室，部队“开会”的画面前是小孩子们在举手回答我的问题。它们之间太容易发生联系了。事出偶然，但确定用儿童作为专门符号确定下来还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不完全是逃避指责。

　　在2004年的作品中(画家已经将他的作品命名为“中国童话”)，格斗与撕打的情节出现在会议中，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说这是画家在无目的地表现儿童的嬉戏，事实上，那些用力的冲突是对历史与记忆的改写。唐志冈对从小在劳改农场、社会环境以及战争中的情景记忆犹新，他可以细致微妙地讲出他在母亲作为管教干部的劳改农场里看到的那些政治犯人的压抑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武斗、战场上的爆炸与死亡，都在唐志冈的潜意识中留下了印记，现在，画家仅仅是稍稍调动了一下无意识的领域，黑暗的大海就泛起无意识的沉渣。画家熟悉的历史与记忆挥之不去，以至只有通过改写的方式才能够给化解。在这年完成的作品里，斗争会中的情景以及人物的姿势非常接近大人的过去，尽管还有人手拿奶瓶，一旁的撕打却不能够完全被理解为游戏，因为残酷性已经在动态和表情中透露出来。可是，这个国家、社会以及具体的生活环境大致也是这样：残酷的事实经常发生，却与旁观者没有干系。

　　2005年，观众从画家在创库内的诺地卡画廊里看到了“中国童话”。这年，唐志冈开始将他的儿童们带到了露天，带到了沙滩与大海边。他试图再次摆脱历史与记忆，他仿佛觉得那些事实上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与政治问题的环境与情节实在不是他想要的东西，就像他早年在军队里根本不希望去表现那些并不真实的革命情节和英雄主义主题一样，他想寻找自己内心真正要寻找的一切。

　　从这一年开始，唐志冈的作品使用了“中国童话”作为标题。使用“中国童话”这几个字足以表明画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态度，显然，他将他的儿童所表演的所有戏剧看成是与所有人有关的问题。很难说《中国童话》系列“摆脱了政治与人的主题隐喻，而转入到一个更加关乎生命本体与个人内心的主题”(倪有鱼)，不过看得出来，画家的确希望将自己作品中的问题具有更普遍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