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反省的舒芜：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舒芜(1922.7-2009.8)，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

本文摘自《那些有伤的读书人》，谢志浩 著，新星出版社，2012.8

2008年，何满子先生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对记者说：我估计，舒芜在有生之年不会反省。一年之后，2009年5月8日晚，曾遭政治风浪侵蚀的何满子，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百日之后，2009年8月18日晚，政治风浪中摇晃了一辈子的文化老人舒芜，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

（一）桐城文化世家

追寻学者的成长足迹，不难发现，家学与师承是不能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周一良、何满子两位都是在私塾接受的启蒙，富有学养的家庭教师，给他们进行一对一辅导。当然，舒芜的家境，比起周一良、何满子要逊色，但毕竟身属文化世家。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尽出桐城。

奇怪的是，舒芜接受唯物论后，对于桐城文化，丧失起码的温情的敬意。把自己成长的积极因素——文化世家，看得很淡。大概，舒芜出生的时候，新文化已经如火如荼，“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早被新文化巨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位桐城文化的世家子，对于桐城文化的背叛，所达至的自觉，不免让人惊悚。

舒芜迫不得已，述说家世，也要条分缕析“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主动划清文化界限。方苞人家是“桂林方”，是“大方”，自己家族属于“鲁谼方”，是“小方”。人家“大方”才可称得上簪缨世家，锦绣文章。“小方”很晚才发达起来。

世家大族，难免错综复杂，历史上积累的矛盾，自然不少。中国的家族制度，直到民国，都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科举制度之下的家族制度，耕读传家，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文化上，不仅是社会基本的细胞，简直可以说是基于血缘的文化共同体。乡土中国，文化世家俨然是教化一方的道德模范，对于族内子弟，它所产生的效应，自然是不能低估的。

舒芜的曾祖，已经开始诗书传家，祖父帮吴汝伦办理教育；父亲方孝岳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晚年任职中山大学；叔叔方孝博曾任职中央大学、兰州大学，文理融通，既教物理，又教文学。九姑方令孺与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诗人，母亲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老先生的女儿，文学史家马茂元是自己的表兄，邓以蜇、宗白华、张漱涵、包柏漪都是“鲁谼方”大家族谱系中的一员。难怪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方宁胜先生，在《桐城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以鲁谼方氏为中心》中赞誉：“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世家，自雍正、乾隆间方泽起八世薪火相传，墨香未绝，不惟桐城望族之仅见，即置之海内，亦足称道。”

现代新文学，正是在与桐城文学传统的决裂中，成长壮大的，但是，作为桐城文化世家子的舒芜，倾向于新文学，自然有一份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