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胡志明的革命情谊：法国相识 中国重逢

一个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一个是越南共产党的创始人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密切交往，并肩战斗，结下了亲如兄弟般的深情厚谊。

相识在法国

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生，于1920年12月中旬辗转来到法国巴黎。次年春，他经北京大学来法的讲师张申府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很快成长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同年，法国共产党成立了一个组织--“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以便于各殖民地国家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相互联系。在该组织中，有一位名叫阮爱国（即后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越南青年，他1918年留居巴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从事革命活动，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员。

在“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开展活动时，周恩来以其出类拔萃的才能、气度和品格，逐渐引起了胡志明的注意，于是他主动约周恩来在塞纳河畔的巴黎地铁某站见面。这天，周恩来按照约定急匆匆地赶到地铁入口处，首次见到了比自己年长8岁的胡志明。这次会面，使他们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和认识，越发敬重对方，由此奠定了他们近半个世纪兄弟般友谊的基础。

从此，周恩来与胡志明经常漫步塞纳河畔，无所不谈，话题涉及理想、抱负、追求、生活、法国、中国、越南、世界以及各种主义等。作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胡志明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和信仰，启发和影响着周恩来。

1923年，胡志明要转赴苏联学习。离开巴黎时，他和周恩来依依惜别。

重逢在中国

1924年9月，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回国参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国共合作运动。抵达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后，他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随即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同年底，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常务委员的胡志明，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翻译的身份，来到广州开展革命活动。他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创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越南革命青年党），并参与创建远东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同时在广州举办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为自己的祖国培养、输送干部。听说周恩来也在广州，他很快就找到周的寓所。兄弟重逢，分外高兴。得知周恩来已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及其军事部负责人，他当即热切邀请周恩来去给在广州的越南先进青年们授课。

1925年初，周恩来应胡志明之邀，来到位于广州文明路的一间教室里，为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主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讲课。由于事先经过认真的准备，周恩来那生动有趣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把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讲得很透彻，让越南青年听得津津有味。经周恩来引荐，胡志明先后请李富春、彭湃、刘少奇等人到训练班讲课，并组织越南青年学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中国的农民革命等问题。胡志明还挑选了一些优秀的越南青年，通过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这些青年后来为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越南独立作出了突出贡献。同年8月，邓颖超来到广州，与周恩来结为伉俪。胡志明得知后，以老大哥的身份赶去祝贺。此后，胡志明经常到周恩来家做客，每次相聚，都充满了一家人的欢乐。对远离越南、生活工作在广州的胡志明，邓颖超给予了细心的照顾。

1926年底，周恩来告别胡志明，秘密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等职。不想这一别就是10余年。期间，胡志明于1930年领导创建了越南共产党。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志明先后在延安、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等处生活和战斗，为中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他辗转来到重庆从事抗日活动，恰逢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正在此领导国统区党的各方面工作。他们又一次相逢，共商对敌斗争策略，特别是在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两人的想法更是不谋而合。

1942年夏，已于上一年回到越南直接领导本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胡志明，沿着滇越交界的边界线活动。8月，他进入广西德保县，准备去重庆会见周恩来，以交换中越两党共同抗日的意见和对时局的看法，不幸在德保县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获悉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周恩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立即会见蒋介石，与国民党方面就释放胡志明一事进行交涉。同时，他还亲自到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冯玉祥处，商议营救胡志明的办法。受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又去拜访桂系首领李宗仁，劝其设法释放被关在广西境内国民党监狱中的胡志明。然后，冯玉祥和李宗仁一道去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胡志明。在中共及有关方面人士的积极努力下，胡志明于1943年夏获释。

为和平奔走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与此同时，以胡志明为临时政府主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次年，他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然而，越南人民刚刚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受到了早年曾经侵入的法国殖民者的武装干涉，胡志明再次领导越南人民英勇不屈地进行抗法斗争。

1950年1月下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个多月的时候，胡志明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秘密来到北京，寻求中国的援助。当时，周恩来奉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已于1月10日率李富春等人赶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于是，经刘少奇精心安排，胡志明前往莫斯科，与毛泽东、周恩来一道同斯大林商定了共同援助越南的大事。在苏期间，周恩来对比自己年长的胡志明格外关心照顾，对他领导的抗法斗争和越南民族解放事业表示坚决支持。

2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乘火车离苏回国。胡志明也同车来到北京。随即，应越南方面的要求，经周恩来安排，中方派出一批顾问赴越，参与规划了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一些重要战役。此外，中方还派出周恩来早年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学生、警卫副官陈赓将军，赴越南协助组织实施了边界战役，取得了抗法战争的初步胜利。

1950年以后，胡志明多次公开或秘密访华。由于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他每次都仿佛回到自己家里似的，感觉特别温暖。知道胡志明爱吃中国的苹果，周恩来夫妇总是设法尽快送到；为了使胡志明减少抽烟的危害，周恩来就把我国轻工业部烟草研究所特制的低尼古丁的中华、熊猫牌香烟送给他；周恩来甚至把朝鲜金日成主席送给自己的上好的高丽人参转送给胡志明。

1954年4月20日，以周恩来为首，由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次日，代表团在苏联莫斯科作了停留，以便与苏方协调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方针、策略，统一口径，整理和研究有关材料，并会晤越南方面的胡志明和范文同。在莫斯科，周恩来同先行抵达这里的胡志明，以及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一道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就越南问题细致地与胡志明交换了意见。

企图在越南重建殖民统治的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拒不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中、苏两国一再争取努力，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作为首席代表，于5月4日率越南代表团抵达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受胡志明委托，范文同在会议期间与周恩来互相配合，协调行动。尽管5月7日，在以韦国清将军为团长的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协助越方取得了抗法战争决定性的最后一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谈判桌上的斗争增添了砝码，但由于美国等方面的阻挠，从5月8日就开始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进展仍很缓慢，斗争极其艰苦。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从6月24日起休会，周恩来趁机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向这两国领导人通报了日内瓦会谈的情况。他表示：日内瓦会议还在进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希望我们的工作终将导致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中国代表团愿继续为此而努力。即便在休会期间，周恩来仍在为印度支那尤其是越南的和平而奔忙。

访缅结束回国后，周恩来经广州飞抵广西柳州，偕罗贵波、韦国清、乔冠华等人会见了越方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双方就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方案以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了8次会谈，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达成了“7月5日协议”，即在越南16度线以北争取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巩固北方，以利于将来的统一。在柳州会晤时，胡志明见周恩来如此奔波劳累，就再三叮嘱他要注意身体，并感谢他为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和平所作的贡献。

7月9日上午，周恩来离开北京，再次飞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在中方的积极努力下，日内瓦会议最终于7月21日晨达成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等一系列协议，越南在会议上接受了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并在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其军队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日内瓦会议本身则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确认和支持上述各项协定和声明。日内瓦会议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使越南北部完全获得解放。

友谊深似海

由于美国侵略集团的干涉和南越吴庭艳集团的破坏，日内瓦协议难以执行，其中关于通过全越南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规定，不久即遭彻底破坏。中国领导人坚持不懈地与越南领导人共同协商对敌斗争，周恩来多次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

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与胡志明互访频繁。1955年6月25日上午，胡志明主席兼总理率越南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次日，周恩来又亲自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设宴款待胡志明及其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尽管当时中国还很困难，但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将无偿地赠给越南8亿元人民币，帮助越南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建设。会谈之余，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亲自陪同胡志明观看了一些精彩的文艺节目。次年11月，周恩来回访越南，受到10万名河内市民的盛大欢迎，同时也受到胡志明的热情款待。

1960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出访缅、印、尼、柬四国后，再次访问越南。在越期间，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胡志明郑重表示，中国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并在经济上提供尽量多的援助。

当越南正处于战火纷飞的时候，胡志明于1966年7月的一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对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越战争的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同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长期为越南和平事业而奔波忙碌的胡志明，因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1969年7月，重病中的他还委托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和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转达其再次访华的愿望。7月18日，李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向他表示：“胡志明主席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来。只要周总理同意，他行李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来。”周恩来委婉地回答：“我们随时准备接待和欢迎胡主席来中国休养；但鉴于胡主席的心脏病情况，我们不能随便邀请，只能由大夫作出判断，由越南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

周恩来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非常关注胡志明的病情。当胡志明提出派中国医生赴越，与越南医生配合起来为他治疗的请求时，周恩来专门找来我国卫生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专家，让他们挑选最优秀的医务人员组成医疗组赴越南，还亲自审定了胡志明的病情报告和治疗方案，并派专机给胡志明送去最好的药物和医疗器械。

由于医务人员的努力，胡志明的病情稍有好转。一天，他托一位准备回国休假的中国医生，请他在回来时顺便带两只北京烤鸭。周恩来得悉此情后，专门请教有关方面如何保藏和携带烤鸭的方法。当那位医生返回越南前，周恩来特地让厨师精心为胡志明烤制了两只烤鸭，并用冷藏方法细心包装好，然后让医生带给胡志明。

1969年9月2日，当周恩来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宣布独立24周年举行的招待会时，还详细地向吴大使询问胡主席的病情，并约请从越南河内返回的吴阶平、梁枫等谈话，听取关于胡志明的病情汇报。经讨论后决定再派吴、梁二人及其他医生携带药品、器械等前往河内对胡志明进行抢救治疗。不料次日便传来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噩耗。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都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9月3日晚，周恩来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来不及收拾行装，便率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匆匆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9月4日下午，在就吊唁事宜与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会谈时，周恩来沉痛地说：“我们来得仓促，但还是晚了。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党、政府、军队和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战争，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关系尤其密切，不比一般。他同中国人民、中国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把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我个人来说，我同胡主席是最老的战友。希望能够安排我们在胡主席遗像前举行告别仪式。在开正式追悼会时，我党将再派代表团前来参加。”这番发自肺腑、饱含真情的话，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