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利·萨拉：历史政治绝不是我创作的中心

　　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南画廊入口处，迎面而来的是悬浮在墙上的一双机械装置手，它们戴着塑胶手套，像一双魔法师的手，食指可以自由举起放下。食指一举，预示着一幕好戏开场。

　　这是法国籍当代艺术家安利-萨拉(Anri Sala)的同名视觉艺术展“安利-萨拉”，展览从2012年5月3日开始，将一直持续到8月6日。

　　萨拉今年38岁，出生于阿尔巴尼亚，被法国媒体称为“年轻艺术家中的领军人物”。他的影片创作风格多是“小品”式的，没有复杂场景，也没有宏大敘事。他曾以小型DV拍摄了一位老人在教堂里打盹的场景，这部名为“男子大教堂”的影片因为“捕捉到人入睡之时，游走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瞬间状态”，让萨拉获得了2001威尼斯双年展年轻艺术家奖。2013年，他还将代表法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手墙”背后，空旷的展厅内交错搭起了五块巨型幕布，其中三块幕布前后排列，另两块幕布置于两侧，在柴可夫斯基的背景音乐下，四部曾由萨拉创作的实验电影被剪辑成12个片段共一个小时，影片不时从一块屏幕跳转到另一块屏幕，常常是这块屏幕上还在播放影片，另一块屏幕已经先响起音乐续接下一个片段，如此循环进行，观众需要不断起身，走到不同屏幕前，像玩一场声音与视觉的追逐游戏。

　　四部影片发生在四座不同的城市：萨拉热窝、波尔多、墨西哥城和柏林，萨拉用影片带领观众穿越不同时空。

　　发生在萨拉热窝的故事叫《1395天没有红的日子》，影片只有单一场景：一位穿着黑色长裙的妇人面带忧伤地穿越萨拉热窝的街道——1992至1995年，主张分裂的塞族人包围萨拉热窝，发动波黑战争。萨拉热窝居民为了不成为狙击手的攻击目标，就避免穿红衣服，只穿黑衣。黑衣妇人先是慢行，随后步伐越来越急，她开始奔跑，呼吸声越来越大。在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声中，她的呼吸声几乎变成巴松管的效果，与乐团的演奏融为一体。

　　墨西哥城与萨拉短片《特拉特洛尔科的碰撞》有关。短片中有一个人影在奔跑，他穿越的是墨西哥城的“三文化广场”，又称马约尔广场。广场包括阿兹特克金字塔大神庙、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修建的教堂和1950年代建造的墨西哥外交部大厦，分别代表着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化、西班牙殖民文化和墨西哥现代文化。广场在1960年代发生过代表“战争”与“和平”的重大事件，1967年，拉丁美洲国家在特拉特洛尔科区签订《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影片《回答我》的场景，萨拉选在了柏林西部，一个“冷战”时期的间谍站地下室。萨拉试图表现一对即将分手的年轻夫妻之间“无言的沉默”。一位年轻的男子背对着屏幕，漫无目的地敲打着一面鼓，妻子多次试图打断他，“还不够吗？”“回答我！”“已经结束了！”两人之间没有一句对白，男子不发一言，只顾敲鼓，妻子开始变得歇斯底里。展览现场，鼓延伸到了幕布之外，在声控装置操纵下，没有鼓手的鼓槌依旧敲打着鼓面，紧张感笼罩其中。

　　法国波尔多一处废弃的朋克摇滚乐表演场地，是萨拉影片《碰撞》的现场。这是一部向朋克摇滚致敬的影片，片中不断回响着英国前朋克时期具有开创意义的乐队“碰撞”的经典曲目《我应该留下还是离开？》。

　　萨拉的作品部分源于他的家乡阿尔巴尼亚的文化和历史。1996年去法国留学前，萨拉见证了阿尔巴尼亚社会的转型，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政府需要面对的是过高的失业人数、普遍的贪污、荒废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与高层政府官员有关联的犯罪网络。

　　观看萨拉展览的观众，最常见的反应是寻找影片中的政治隐喻。但萨拉并不这么看，所有的政治事件都没有出现在他的影片中，惟一与政治关联的只发生在现场。“政治或历史只是我影片的一个背景，但绝对不是我创作的中心，我更看重人们对事物的感知，人内心的状态。政治的意义可以是很广的。例如，在我所出生的阿尔巴尼亚提拉那市，那里原来只有清一色一模一样的建筑，有一天，一位出色的建筑师盖了一栋完全不一样的楼房，它立即为周遭提供了新的空间，并和城市产生了新的关系。对我而言，这栋建筑变得很政治化，是好政治，它周围的建筑群虽是数十年政治下的产物，但却一点也不政治，而是呆滞的。”萨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