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柏林双年展：抗议的艺术

　　第七届柏林双年展呼吁艺术界在政治上变得更负责任、在社会上变得更进步。它同时还尝试让人们变得愤怒。但艺术是否还能够激怒人们？

　　艺术在政治的竞技场上能够做些什么？它是否能在其中真正地发挥作用？艺术能够改变现实吗？它能同时成为富有判断力、有用而且政治的吗？这类似的问题鼓动着本届双年展的策展人亚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为了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亚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邀请了3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带着他们的政治倾向参加本届柏林双年展。

　　例如26岁的波兰艺术家卢卡斯(Lukasz Surowiec)早在去年秋天就走访了柏林的各个地点，并种下了来自前奥斯威兹-比克瑙纳粹集中营附近的小桦树。这些桦树会让人们牢记纳粹党曾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它们同时还让人联想到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景观艺术作品“7000 Oaks”，它是在1982年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时被引入的。由许多助手协助，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数年间在文献展的主办城市卡塞尔周边种下了大量的橡树，这是一种对城市空间的艺术与环境的介入，它与对都市化的反对结合到了一起。

　　改变艺术的面貌

　　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艺术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改变，但直到法国大革命后它才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批判立场。直到那时候起，艺术品才开始倾向于以理想化以及从《圣经》、优雅的生活与富有阶级中借鉴而来的一系列动机为基础。在大革命之后，社会中被隐藏起来的部分进入了艺术家们的焦点中，然后他们开始呈现一些前所未有的画面。

　　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凭借他记录了贫穷、悲惨与战争的画作引起了轰动；法国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那些描绘了普通人物工作场景的画作震惊了高雅的巴黎社会；同样是法国画家的奥诺雷·杜米埃(Honore Daumier)甚至由于其讽刺资产阶级的生活与他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而惹来了法律上的麻烦。阿道夫·门泽尔(Adolf Menzel)属于第一批形象化了对权力关系的批判的德国人，他的画作“Victims of the March Revolution Lying in State”呈现了在路障处被军队射杀的德国革命者的棺材。

　　20世纪的失误和暴行不断刺激着全新的艺术反对立场的出现。艺术变成了反军国主义与反资产主义的。它嘲弄了资本家及其的堕落，并且推动了反法西斯暴行的行动的出现。

　　新的干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0年之后，艺术进入到了新的领域中。它不再只通过画作、雕塑与摄影来表现自己，同时还涉及到了一些临时的形式与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行为。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干预和一个反对重整军备、反对违反人权、反对战争与反对环境破坏的平台。在21世纪的初始，这类型的艺术伴随着2007年在德国举行的第33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同时发生。

　　据策展人亚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介绍，现在的柏林双年展试图去证明艺术能够具备“真正的实效性去影响现实状况，创造出一个政治可以在其中发生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使展厅入口处的墙面全部覆盖上血红色的、来自Stephane Hessel的《Time for Outrage》中的选段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他会允许占领运动用睡袋、沙发以及反纳粹与资本家的海报去“占领”主展厅的原因。

　　本届柏林双年展关注了那些会再次向伤口上撒盐的艺术品，它们与死亡、商业、激进化以及大屠杀有关。具有煽动性的政治艺术同样还将观众置于了做试验的境地中：他们来来往往地穿梭于各种作品和评论之间，然后朝着拿铁玛奇朵咖啡和笑声前进。看来艺术能否轻易地改变现实状况这个问题可能还要继续保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