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贿”调查：礼品消费市场“官本位”

　　导语：有机构估算，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求总额已经达到7684亿元。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已经突破2000亿元，而其中送礼消费占到奢侈品消费30%以上。一位北京市纪委干部对媒体表示，在近几年调查的受贿案件中，古董字画等艺术品及劳力士金表之类的奢侈品已经超过房产排名第一，成为涉案金额最高的贿赂工具。艺术品市场从礼品时代进入投机时代，正在向资本时代过渡，以此为背景，“雅贿”也衍生出自己的官本位产业形态。

　　礼品时代，单纯的交换

　　文强赃物展示会上，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似乎被人津津乐道。围绕文强收到的那幅曾被鉴定为价值高达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的真伪问题，更是一度争论不休。因为价值的不确定性，这些承载着更多财富想象的艺术品，在利益群体的“礼尚往来”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在过去十年间落马的贪官不少受过“雅贿”：2004年，受贿案落马的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也受到自己“雅好”的连累，他的家里查获出整整5箱名人字画和古瓷古玉。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用来存放受贿的古董字画，他也因此被戏称为 “藏宝局长”。河北省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自己就有一定的鉴赏水平，他的藏品也因此显得更为“雅致”，共有59幅名人字画，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价格自然不菲。

　　若论现在发现接受“雅贿”数量最多的官员，应该是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他的“藏品”绝对够得上博物馆级别：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昌硕、任伯年、谢稚柳、弘一、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青花缠枝莲小罐、青花灵芝纹瓜麦小罐、清粉彩花卉过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很多赃物的处理方式为“拍卖”，曾有媒体走访四川的郑道访、沈阳的慕绥新、江西的胡长清等人的赃物拍卖会，形容竞拍者“趋之若鹜”，“一些附庸风雅的贪官喜好雅贿，另一些人投其所好，大送古董和名人字画，这些东西拍卖前一般都找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和专家鉴定了真伪，保真的系数要更大一些，比在社会上买放心。”一位热衷收藏的山西煤老板曾如此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更大比例的参与竞拍者是那些企业管理者。一家拥有园林工程施工一级资质的园林公司的经理坦言，“做我们这一行的，竞标拿工程是第一位的，许多环节都需要通融，免不了送礼，能在这种拍卖会上买几件古董带回去，送给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的领导，也许工程的事就有戏了。”

　　“雅贿”古已有之，严嵩、和珅以及胡雪岩都有过这样的典故，但在当代中国，“雅贿”之风却是在本世纪才开始流行起来，其背景就是艺术品市场的发展阶段。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将上世纪90年代定义为艺术品的“礼品时代”。以书画为例，上世纪80年代起，书画的定价权掌握在画廊手中，“一流画家几十块钱一平方尺，二流画家十几块钱，三流画家几块钱。定不高也卖不贵，销量有限。买一张齐白石的画，或者象牙图章、白玉件、紫砂壶，当时也就几百块钱。”

　　当时艺术品定价虽然不是很高，但也高于普通家庭的日常收入。这时，艺术品就更多以“礼品”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礼品大众化的一个标志是“取代了挂历”，刘尚勇将艺术礼品市场大众化的起点确立为对挂历功能的取代。“一开始找人写一些吉祥的词，比如‘鹏程万里’、‘难得糊涂’等。当时最大的热门是启功先生的字，写首唐诗，很文雅，字也漂亮，装裱好了，送给领导或者父母。除此之外，三四流画家画的山水花鸟侍女，也都很好送，很多不知名的画家今天仍然是礼品画主要的生产者。随着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购买力越来越强，也不再满足于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求字求画。随着消费能力提高，收藏热的兴起，艺术品市场进入了投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