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盖里竞标中国美术馆新馆

　　就在中国建筑师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同时，有三位曾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外国建筑师参与了中国美术馆新址的竞标并入围最后一轮。除了这些年频频在北京露面的扎哈·哈迪德，还有一个意外，很少涉及亚洲事务的美国建筑师，83岁的弗兰克·盖里，也会在3月中旬来到北京，向甲方递交最终方案。

　　中国美术馆新址在鸟巢附近，对美术馆来说，那不是一个太好的地址。要吸引活动半径在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人们前往北四环看展览，这栋建筑自设计之初似乎就要承载更多的功能。

　　盖里在这方面是有成功先例的，著名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给小城带来的岂止是潮水般的游客，可以算“建筑成就城市”的典范之作。这一个案例就足够成为甲方邀请盖里的理由了。

　　盖里被称为建筑界的毕加索，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对毕加索的热爱，还因为俩人在作品上的形似。这种风格如果直接搬来北京，大概会被评论家和民众诟病。人们不免担心，如果他竞标成功，鸟巢一代是否会有“大怪物”驻扎？一直在西方工作的盖里有多了解东方人的城市？

　　事实上，盖里与中国的渊源一早便开始。从狭义上来说，他为了这座新美术馆，做了许多功课，包括多次前往五四大街的旧馆看布局与展览，了解中国美术馆做展的方向和主题，收集了许多关乎中国艺术界的资料；从广义上讲，他本人热爱园林、庙宇和胡同，从朋友译著的中国建筑书籍里了解榫卯结构与建造园林的机巧，同时，他和居住在纽约的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常常交谈……这些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打开的小窗口，让他在此前几十年的积累中慢慢勾勒了属于自己的“中国印象”。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印象在建筑上的呈现，也不知道甲方与北京市民是否买账。

　　面对盖里，人人都有一肚子问题，所幸这一回我们拥有更多、更安静的时间，来听他细细回答。

　　经济观察报(微博)：人们常有此说法：现在的欧洲像中年人，稳定，缺少生气；而中国是青年，急需前进，充满不确定性。你2012年才第一次来中国竞标，和这个说法有关系吗？

　　弗兰克·盖里：我理解你所说的，但我并未经历过。目前我在欧洲也有不少项目在进行：巴黎路易斯威登(Louis　Vuitton)基金会的工程；法国阿尔勒市和意大利的威尼斯还各有一项工程。我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有战略眼光，一直是被动地等着客户来上门委托项目。

　　经济观察报：我知道你喜欢中国的建筑文化，园林、庙宇、胡同，你是如何了解这些的？

　　弗兰克·盖里：我的好朋友Mag-gie　Jencks写过很多关于这些主题的文章，也有很好的朋友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研究中国历史和艺术。我在大学里教学，任教过的学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有机会与中国教授一起工作，讨论中国的建筑和文化。当然，在老庙宇和宫殿中行走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中国的建筑有种诗学的美：通过天空、火，水，土和木来展示这种诗学的美。像故宫(微博)、颐和园、天坛，建筑技巧、装饰、对色彩的运用、对人与空间关系的考量以及将园林与建筑融为一体的做法，每个构成都是通过空间来慢慢表达。

　　经济观察报：您83岁了，打算什么时候退休？除了建筑你还有何热爱？

　　弗兰克·盖里：建筑学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让你活到老学到老。很幸运我拥有很长的职业生涯。建筑学就是我的热情所在，我预见不了退休的一天。空闲时，我喜欢读书，听古典音乐会，喜欢航海，还曾打过冰球，几年前我放弃了这项运动，但仍喜欢看冰球比赛。我从周一到周六都工作。因工程设计工作在世界各地旅行。一年中40%的时间我都在旅行，我很享受这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