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请恶补文化课

　　谷 卿

　　近年来，各级各类的书画展览和赛事日益成为艺坛的焦点和社会民众关注书画界动态的主要方式，在这些场合和平台，我们常常会发现，不仅那些能够让人产生美感和愉悦的欣赏体验的作品越来越少，而且很多所谓专业的画家越来越难以写出像样的书法，而很多所谓专业的书法家也常常写不准字了。这些并非偶然现象，就连在业内一些领军人物身上，也常见这类无奈、纰漏和洋相。

　　近期某微博用户发表数张美术界著名人士的题词图片，并一一圈出他们“大作”中的错字、简繁体混用和违反基本用笔结构规则的部分；更有甚者，某著名书法家将装裱好的写有“影後”二字的大幅“书法作品”在公开播映的节目中现场送给影星归亚蕾，不得不说，这位“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几乎毫无文字的常识，他竟全然不知前后之“後”与皇后之“后”二字的字源不同。关注传统艺术发展的读者和网友们不禁发问：“名家”们的专业素养到哪里去了？

　　很明显，当下一些看似十分活跃的“专业”书画家正是在越来越专业的分工下变得越来越外行。二十世纪以来，文艺与学术传统在中国社会经历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的转型，书法、绘画、篆刻等传统艺术也被纳入到学院的现代学科体系中来，不幸的是，由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等自然、社会科学的学科理念与研究方法一统天下，人文、艺术学科受到池鱼之殃，也逐渐走上了细碎的学科分化之路，以致不仅出现了画家不能书、书家不善吟的普遍现象，更造就了一大批诸如精研晋人王羲之书法而不知清代山水“四王”为何人、能刻几方像样的印章却始终提不起写字画画的毛笔等一类“当代艺术家”和“当代学者”。对比那些从未以此为“专业”的有着博泛而全面修养的前辈学人，我们的专业书画“家”们不该汗颜吗？至此，有人大声呼吁那些画家，“耻辱至极啊，是该恶补一下您的文化课了！”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近百年来西方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传入对传统艺术理念和结构造成的巨大冲击。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拥趸，常常从科学和实证的角度对中西艺术之别进行价值判断，将中国文人画的写意传统鞭挞得体无完肤，意欲借西方写实肖形的画风来改造中国艺术，实际上也是在对传统艺术的整体性进行解构。长久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形成了独特的品评方式和鉴赏标准，并将艺术与道德、心灵、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艺术的欣赏创作遂与文学的欣赏创作一道成为传统的中国人提升自我修养、完善自我才能、健全自我人格的重要方式。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商业性转型，书画市场逐渐成熟，出现了大批专业的书画篆刻家，他们的艺术修养仍然十分全面，如“海派”领袖吴昌硕，其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都有极深的造诣，浙人潘天寿更站在实践的高度说出了“画家不必三绝，而须四全(诗、书、画、印)”的名言，这是由于这些艺术家们能在西潮涌动之时立住根本、坚守内心。然而，这种可贵的传统却在新时期新一轮的西化运动中丧失了：建国后的高校院系、专业调整和曾经的一些政治运动，以及新时期全球化与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对中国思想界与社会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对传统艺术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和社会环境造成冲击和破坏，最终将当代中国艺术放置在一个非中非西、无古无今、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其实，艺术与人文学科的重点和根本都是要使人养成“通人”，甚至某些社会科学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与倾向。龚鹏程教授认为：“通人不是什么都懂，天底下没这种人，更没这种需要。通人只是通达博雅，故在知识与心态上可以通贯地去掌握事理。为通博之学者，略沉潜，即能致广大而极精微，成为通人”；“不幸近百年来之学风，趋新骛外，国学颇遭鄙弃；为学又贵专业，而不知天地之大美、学术之全体大用。以致一种宽易博大的治学之道，反而甚为寂寥。”对于艺术与人文学科的认识，我们大可不必采用与自然科学同一的思维和观念，应当勇于、善于跳脱出现代学科精细划分的界栏，才有可能对细碎与空疏兼具、学科越发专业化而人却越发外行的学风与艺坛现状实现突破、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