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滔和贺聪的艺术项目

　　周滔，1976年出生于中国湖南，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居中国广州。

　　周滔大部分那些被称之为录像的作品，很容易让人认为是对某时某地之日常事件的目击。如果试图用这种经典叙事方式的角度去分析周滔的作品，艺术家个人行为的意义及其与日常现实的关系(反应式的或干预式的)会被过分的凸显出来，并导致无法解读和过分解读的状况。作为某种“结果”的作品本身对于周滔而言，更多的是意外，而非目标。在周滔那些看似是对于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的特定行为的记录的作品背后，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或常常难以在影像叙事和展览架构中实现的他对于特定空间的经验累积。 

　　比如在《潮》(2008)中，周滔将自己的身体置于潮水的节奏中，镜头“记录”了狭窄空间中潮涨潮落的过程以及在此环境中有意识及无意识的肢体语言，而他最初的动机源自于一段时间由于在电影《五》(导演：阿巴斯，2005)的潮汐声中入眠的体验，他试图让自己的身体躺在现实的潮汐声音中；在《互助练习》(2009)中，我们看到周滔和朋友将身体交付与彼此，在公共空间中进行一系列的身体互动，似乎以排演的方式与空间的日常流动形成了自然的关系。拍摄的地点正是周滔租住公寓的楼下街道，他经常被搬运工人、路人和邻居的日常行为和周遭环境互动中所创造的那些即兴生动的现实吸引，在《互助练习》中，他像楼下的编织袋一样被扔在货物一边，然后又被拾起靠在墙角，好像他们俩平时在这里抽烟的情景一样。可以说，周滔的工作方式是一直在试图“还原”某些对他而言非常“重要”和“真实”的时刻(这些时刻反复的在他所处的空间和生活状况中浮现，那些时刻中的意识、情绪、感知与直接经验通常稍纵即逝)，在这个过程中，再现式的计划和排演又会被不确定的个人即兴感知，以及流动着的现实本身渗透，重新创造出新的时刻。周滔将他试图还原和物化的时刻称之为“褶皱”：“对我来说，褶皱更多是指空间中的某种时刻。人对空间的感觉首先应该是意识到一些特殊的时刻，这些特殊的时刻进而使人产生相应的感知。我的镜头要呈现的正是这些特殊的时刻。这些时间的碎片通常蕴含着非常强烈的内在情感和直觉能量，强烈，致使人无法忽视。” 

　　在2010-2011年的新创作《南石头》中，南石头村(广州众多城中村中的一个)本身异化的景观并不是周滔镜头所要追寻的目标。在此近一年的生活，源自于他对自己工作方式极限的挑战： 将自己最大程度(时间及精力的)的投入到对某一个具体空间的感知与再现中。在此之前，他也曾在《某天》(2007)和《纽约时光》(2009)的创作中做过尝试。《某天》(2007)因超市营业与管理的限制无法得到完整的实现；《纽约时光》则是完全在他纽约驻村的公寓内完成，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周滔用附身白绳将他在房间中的日常轨迹可视化，用直接的视觉体验探索一直吸引他的那些“褶皱的时刻”和“时间的体积”。不同的是，南石头村则更多的具有“完整”的现实空间，略为封闭的生存系统本身，使周滔可以尝试最大限度的不受干扰的收集那些具有感受性的时刻，并试炼自己捕捉和演绎这些“特殊时刻”的能力。南石头村本身被这个城市所忽视的现实肌理是周滔和他的朋友的那些抽象行为的“造景”：观察并参与到邻里的生活与工作中，比如乘舟打渔；模仿村民的日常角色，包括儿童的嬉戏；在对南石头空间的感受中，周滔还在这些“特殊时刻”的基础上虚构了一个关于这个村落前世今生的剧本《大船》，他想象南石头这个渔村曾经是一艘搁浅的巨轮，他和他的朋友曾在是大船上的水手，他们和其他船上的生物一起在这里蜕变成农夫？ 

　　在进行中的名为《二楼》的新项目中，周滔将把他的空间感知方式训练进一步的扩展。一方面，他将尝试从固定的特定地理空间中游离，以更为游弋的方式与现实中不同的空间遭遇；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从自身身体中跳脱出来，尝试借由着不同个体的感知经验与身体空间的重塑与重叠，去测试在现实空间的表皮上建构某种剧场性时刻的可能性。 

　　与其说是周滔的作品经常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勿宁说是与时间相关的个人行为如何与刻下时间印痕的影像发生关系。有别于纯粹以运动影像对具体的表演性行为进行记录，在周滔的实践中，一方面选择影像作为他将自身抽象的感知物化和具体化的媒介；另一方面透过影像的“晶体”本身，个人的行为折射出生命丰富而矛盾的意义，影像实践成为虚实转换的一种日常练习。在《南石头》中，我们可以更清晰了解行为，影像，现实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凝聚已经成为周滔对时空感知方式探索的独特入口，同时，也让我们得以更多的理解在此之前的作品作为他自身片段性感知训练的意义，而非仅仅是日常美学表达的语言实验。 

　　当荷尔左格把一条巨大的轮船即将拖上山顶时，剧情便随之上演，无数琪斯部落印第安人，四川民工们，和众多基建包工头们高喊着口号，成为纤夫，1234－陈部长摇着小红旗以近于撕裂的嗓音指挥着大家的用力节奏，尽管他的声音被巨大的集体口号声所吞没，但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额头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猜口形便是喊的阿拉伯数字。 

　　自长期驻地城市以来，大船与城市便开始更为密切与日常的联系，这也使得其独立的生活系统在逐渐发生变化。农编制的船员们陆续在自己的配置菜地上修建了大小不一的双层舱楼，以出租给外地客成为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一排排的舱楼建得十分拥挤，几百亩培植土上发展出如同迷宫一般的舱楼群，四通八达而窄窄的舱巷，如果不熟悉的人在里面转悠一个多小时也无法分辨东南西北，而紧紧相临的舱楼之间也只有三十厘米左右的空隙，那是各种昆虫鼠类的天堂驻地，从高处望去小而密集的舱楼群夹杂在几十栋原有高楼舱建筑之间，看起来没什么整体性规划，但别有蛮一番情趣。 

　　因为土地的使用被改变，农员们已经无业可从，更多时间花在玩乐和麻将上。但有意思的是，他们会在甲板公共地上种了许多的丝瓜木瓜葫芦瓜芒果蔬菜等等，瓜藤盘缠着树木茁壮地成长，常常一棵大树上吊着各色不同的瓜果，翠绿金黄奶黄色摇晃在树梢，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远远地就可以闻到清香。这些瓜果蔬菜并不会用来作为食物，被人们采摘，它们长得又大又肥而仅仅只是景观，只有自己掉落并腐烂在甲板上而不是消化在人的胃里。农民只是保留了祖辈传下来的农业种植习惯和形式，而去掉了食用的功能，食物功能被分割到另外的城市温室生产的商业消费线上，逐渐被新驻进来的连锁大超市和菜市场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