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繁荣有赖于艺术家创作意识的觉醒

　　“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这是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对我触动最深的一句话。文艺创作说到底是文学艺术家个人的精神活动，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归根结底依赖于文艺家自我创作意识的觉醒。作为时代参与者和见证者的文艺家，理应保持对时代的敏锐察觉，保持对人民意愿的深切体悟，保持对人生和对生命的精神热度。惟有如此，才能端正创作姿态，表达民众呼声，记录下真实的时代人心，从而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与前辈剧作家的成就相比，我们自愧不如。关汉卿在元代强权统治下写出撼天动地的《窦娥冤》;汤显祖在明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高压中写出颂扬美好人性的《牡丹亭》;曹禺在家国离乱的孤寂行旅中创作了震撼时代心灵的《雷雨》……而我们身处和平发展的盛世，却无法企及先贤的精神高度，实在汗颜。

　　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我们深感差距。面对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方面日益崛起的现代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先进性和影响力尚未现出同步前行的态势。普通民众究竟想什么，要什么，爱什么，忧什么，我们似乎并未完全了然于胸。在一幕幕人为制造的景观里，抑或在某些堆金砌玉、流光溢彩的舞台大制作中，是否也有虚假虚幻的成分?

　　与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创作力度相比，我们也感到了某种精神热度的消减。从话剧《桑树坪纪事》到京剧《曹操与杨修》;从电影《牧马人》到小说《白鹿原》;从油画《父亲》到唱片《阿姐鼓》……相比之下，文学艺术对于时代精神与现实人生的关注关怀是否也逐渐出现了某种游离不定或者心不在焉的状态?

　　甚至，与我们自己曾经创作的作品相比较，也感觉到了某种冷淡与草率。在泛商品化、泛娱乐化、泛市场化新一波的充斥着“三俗”气味的文娱风潮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生命热度在下降，创作作品的激情和锐气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圆融”。有时，还会为了一己之利、一时虚荣，有意无意地规避什么乃至迎合什么。对于曾经抱持的理想、追求的境界、担负的职责以及曾经看得比生命和个人利害关系都要珍贵的事业、感情、道义，都在潜移默化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事故”、越“实际”。

　　近些年，文艺创作相互埋怨的声音此起彼伏。好像谁都不得志，谁都满腹怨言，但是谁又都不是责任人，谁都有理由指手画脚、袖手旁观。在这种充满埋怨的气氛里，惟独缺少了一份对自己的发问，缺少了一份对本专业本部门本地区本行业的反躬自省和自我发奋。其实，真正的精品力作都不是娇生惯养中创作出来的，每一部优秀作品的产生无不经过了千锤百炼，每一个优秀人才的成长无不经历了伤痛苦难。

　　文艺是情感的形式，创作就是运用文艺的形式来表达、传递并记录时代和民众的情感。文艺家应该始终自觉保持对时代的敏感，始终自觉保持对生命、生活与人的热诚。少埋怨，不推诿，也不必虚火旺盛，焦灼不安。惟有调整心态，安定精神，才能做好实事，创作出真诚的作品，从而无愧于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