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度纪录片发行人迦琪·森的对话

　　文/陈韵“西天中土”计划研究员   译/张经纬 

　　魔灯基金会(Magic Lantern Foundation) 

　　魔灯基金会于1989年作为媒体行动团队成立，其目标在于使用沟通工具来促进人权，并使边缘化人群为他们面临的问题发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视觉影像媒体(尤其是影像)作为促成社会议题的了解，并开展讨论、辩论的重要性。魔灯的目标在于通过为印度及国外的独立电影提供更多制作、推广、 发行、展览渠道，扩展独立电影的受众与可能性。魔灯基金会是此次“你不属于：印度电影的过去与未来”(西天中土2011)的印度合作方。(http://magiclanternfoundation.org/) 

　　因为“西天中土”在今年的电影项目，我认识了迦琪·森(Gargi Sen)。她的魔灯基金会座落在德里南部一个孟加拉移民的聚居地。她向她母亲租来了这栋她出生和长大的房子的地下室，亲自设计装修变成一个办公室。在这个没有窗也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你并不感到空气凝滞或环境逼仄。这里有办公室、会议室、剪辑室、观片室以及顶天立地的纪录片拷贝。每部纪录片的包装都出自同一位女性设计师之手，墙上贴着大大小小的影展海报和迦琪几十串的影展参加证。迦琪是个短小精悍、看起来富于弹性和能量的女性，本来学习设计，却走上了纪录片的道路。她有一个刚刚从洛杉矶回到孟买三年的弟弟，专业学习电影，喜爱孟买，讨厌德里，且只做虚构片。她的丈夫是一个精通中国革命历史的左派，相信迦琪未必认同的“不断革命论”。她的瘦小的女儿放学回来就往地下室钻。她的母亲和她的四个80岁以上的姐妹使劲热烈地说话(却没有听众)，以说话来调侃和克服这个加尔各答移民家庭在过去50多年间所有的愉快和不愉快。就在这样的一栋火热生活着的房子的三楼，我终于在8月的一个清晨抓住了她，让她详细地告诉我魔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陈韵：你可以从魔灯基金会的第一年说起么？那是在1989。但草根运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和60年代的左派运动有什么联系，和农村、农民有什么联系？

　　迦琪·森：大概是从80年代开始，当时是因为早期左派思想分成三股主要潮流——一股是研究农村改革，一股就研究环境，还有一股很广泛的潮流是人权。但我们研究人权的时候，是把公民权、政治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些合在一块的一个大讨论。所以这场讨论在80年代早期的印度就开始了。而我们对“魔灯”，是很凭感觉的；我们希望把我们和广大左派、大环境、大的人权这些联系在一起。

　　陈韵：所以你们就都覆盖了？

　　迦琪·森：没错，很大的人权。但我们开始研究环境问题就是当作权利问题来看的。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对前路有些茫然。

　　陈韵：这就是80年代的情况？

　　迦琪·森：“86、87年的样子。所以我去了个叫萨哈兰普尔的地方，那个地方离德里有200公里。那里有一场很大的运动，是当地人重申他们对森林的所有权。这些人住在喜马拉雅山西瓦里克地区的山脚。运动发生后——大家辩论、谈判，所以我就去了那边看我们能干点什么。我们有个小型计划。我们有一点钱，所以和我创办“魔灯”的同事兰詹也和我一起过去。我们开始研究沟通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就是，沟通有没有在社会变迁中发挥作用。

　　陈韵：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迦琪·森：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陈韵：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开始沟通，对吧。

　　迦琪·森：我记得，计划很大，所以我就做了视觉沟通。做影像设计之前，我已经研究过沟通和沟通方式。你学了很多技巧，你了解设计哲学，让你了解客户的想法，并阐释出来。这就是设计哲学。不过，我认为沟通哲学有点不同。我认为，沟通哲学从本质上、知识上讲，是一种沟通不同社群、不同话语的需要，并发现你自己该怎么做。而我认为去萨哈兰普尔帮助我们了解了更多。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去那里不是去研究电影或者拍电影。我们只是放电影，但因为没有电，所以碰到了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带上工具，接上汽车电池，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干。但我们要干和影院一样的事情。我们要设计海报，做海报等等。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要弄一间海报工作坊。我要找8个村民，我就告诉妇女们我们要弄一间海报工作坊。然后一些村里的妇女就来了。我们说好在这个小镇上见——其实都算不上小镇，那就是个小村子，就让我们能有个地方都能坐下来，一块儿干活。我就一大早就过去，带了所有东西——纸、布、墨水。等妇女们差不多10点过来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么？你得和我们一块儿过去，我们要去地方官办公室申请铅皮弄屋顶。”这些房子是泥墙茅屋，我就说，“为什么？”他们说，“因为现在是很干的季节，只要有人吸烟，一点着火了，整个村子就烧光了。所以我们要找地方官要铅皮弄房子，他必须批准。”

　　陈韵：这算是抗议吗？

　　迦琪·森：这就是个申请。但就因为这件事，我的海报工作坊没开成。我和这些妇女一块儿去了。你看，就算你有想法，但情况也会变化。意料之外的事情很现实也很寻常。一般我们是按a-b-c-d的步骤，但研究一个大社区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们做了很多剧场，我们开始时在一些学校和孩子一起搞工作坊。我们做了很多儿童工作坊，让孩子组织他们自己的活动。这些其实是很小的孩子，大概5-10岁样子，他们会发表对父母酗酒的看法。

　　陈韵：他们是自己组织的？

　　迦琪·森：是的，他们自己做了这些海报。自己做了计划，做海报，横幅，组织队伍，在村里游行。海报工坊的效果确实出乎我们意料，产生连锁效应。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们在88-89年那段，发生了关于森林的冲突，我们一般都带着摄像机去记录。89年时，支持我们的组织方问我们愿不愿拍个片子，把这里真实的问题展示给更多人，我们说好，就做了这个片子。这个片子是89年初完成的。

　　陈韵：你有没有受过拍片的训练？

　　迦琪·森：我在NID (国家设计学院)的时候学过点摄像基础技巧，但我同事兰詹以前为这个组织在德里拍过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录片，所以他实际上比我懂得多。所以我们拍了部叫《因为我们的权利》(Because of Our Rights)的片子。我们拍这个的想法来自人们对森林的权利。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这个事情掀起的风潮，许多国家媒体介入。他们把这个运动报道成一个法律秩序问题，认为这些人触犯了法律。而我们想说，“不对，这不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这是权利问题，他们的权利被夺走了。”所以我们拍了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变得很出名。片子放映了很多回，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最要紧的问题是，我们做片子的钱是自己的，从朋友那儿借来的。所以我们没钱了。我们借设备也要付钱。所以，我们就只好卖电影拷贝，但我们隶属NGO，没有相关授权所以不能卖。这样就是我们创办“魔灯”的原因。

　　陈韵：为了发行电影？

　　迦琪·森：为了发行我们自己的电影，赚钱维持工作室。

　　陈韵：但在80年代后期，社会对纪录片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呢？有没有很常见？有没有受屏蔽？

　　迦琪·森：很难。就算现在，情况还是一样。纪录片其实只在学术圈里放映，因为只有在大学里才能自由放映纪录片。还有就是由欧洲人管理的文化中心：哥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法语联盟、英国文化委员会。除了这些以外，纪录片放映很难，因为纪录片拍摄者还要身兼制片人、导演、发行商。就是这种情况，而且我们还没钱拍片，还要赚钱补贴工作室，因为里面的设备是借来的，所以我们开始卖录像带。我们实际上卖出了录像带并偿还了贷款，并用剩余资金支持下次拍摄。拍摄这部影片是为了开始关于森林权的讨论，所以我们依据对象定价不同：对机构的售价非常高，而草根组织则几乎是免费的。我们也做了一些免费拷贝。由基金支持的NGO则给中间价，所以我们有三种价格，卖了许多电影拷贝，就能办讨论会。 

　　我认为在90年代，大概在89-92年，关于森林政策的讨论在全国全面展开。这部电影也成为讨论的一部分。它对讨论有所帮助，也是我们事业的开始。但在那之后，我们有好几年没拍电影，也没有拍我们现在这种类型的，因为我们已经深入草根，用媒体来研究。我们以电影作为了解社会话语的媒介，从电影中看到印度社会领域中的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开始尝试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然后做了很多训练，让草根人群可以制作他们自己的电影。但到1999年，我们觉得真的很累，因为我们只有这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