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菁菁个展在智利亮相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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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艺术家林菁菁双个展“悖论的方式”和“玫瑰，玫瑰”分别在智利国家艺术博物馆Vespucio空间(圣地亚哥)、智利国家艺术博物馆Trebol 空间(康塞普西翁)双城开幕。这也是国内女性艺术家首次走入智利的国家美术馆举办如此大型的个展。

　　林菁菁对于此次展出作品《玫瑰，玫瑰》如此诠释：“<< 玫瑰，玫瑰 >> 系列摄影中的每一朵玫瑰都是缝合过的玫瑰， 玫瑰本是艳丽夺目的， 而玫瑰花瓣之上的缝合， 以无限平静的方式， 将毫不掩饰的伤痕平铺在我们面前。扯着针线穿过花瓣的一刻，轻轻撕裂的伤痕刺目得让人屏息受惊而疚心，仿佛看见正在飞行却忽然断裂的翅膀，是难以消解的沉重，也是不可回避的无奈。无论怎样， 那些历历在目的针脚， 深深地扎进鲜艳的花瓣， 它静态的物质外观提示着一种动态的伤害， 伤口在无限温情的光源下， 倾诉难以适从的不安和矛盾。“物”是有记忆的，从我画《物语》的第一个系列开始，我就着迷于这种记忆，它朦胧的气息， 可以代表一份非常私人的记忆，也可以是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它可以让所有平凡的瞬间都变得有归宿， 也可以引发一种不知所措的惶恐，这对于鲜艳夺目的生命本身来说， 更象是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生命非常脆弱， 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暴力，禁锢，甚至坚持，都可以变成最危险最不被察觉的伤害。玫瑰虽有看似锋利的刺，实际却娇嫩易碎，无辜无助， 对未来充满了忐忑而不切实际的期待，对于伤害即毫无防备，也无力承当。希望和绝望， 爱和伤害， 生命和死亡， 抗争与放弃， 呵护和摧毁，都只有一步之遥”。

　　悖论的方式

　　(米庄与林菁菁艺术对话)

　　“不在场”并不抹去“存在过的痕迹”，而与之相反，我想强调“存在过”本身的真实。

　　那么，存在过和缺失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存在过”对于曾经存在于的那个空间的意义是什么？

　　存在的是谁？....。。

　　林菁菁作品手记 

　　米庄：我注意到你在2008年和2009年创作的几件装置作品里都大量地用相纸照片，这是有意为之的吗？

　　林：对，我非常喜欢相纸照片的质感和材料性，尤其是有了点年头的相纸，岁月的流逝令之发黄，变色，破损，出现裂纹，折痕，留下指纹，污渍，受潮的地方面目全非，片刻之间可化为灰烬。

　　米庄：对，我注意到你的装置作品《没有人知道我在那，没有人知道我不在那：私人记忆》中正好使用了这个类型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谁的照片呢？

　　林：是我本人的家族照片，其中有我的祖父母的父母，兄弟，祖父母，父母的家人和亲戚，时间上我选择的是从1900年一直到2000年，一百年来的私人照片。

　　米庄：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在展厅看到这件作品的感受，展厅高又开阔，我远远地在展厅的另一头就看见它，第一眼是舒展的，诗意的，到了近处，看见了细节，我有心忽然收紧的感觉，一阵刺痛，我在空洞的轮廓中看到了所有的生命，这其中就有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悲伤和迷惘。

　　林：相纸照片非常脆弱，而正是这么一种脆弱的载体，却肩负着无比强大的涵义。

　　它自身朝不保夕，却同时是某种存在最不可辩驳的证据；

　　它是存在的证据，也是消失的证据；

　　它证实相聚，也提示分离；

　　它储存了记忆，缅怀过去，又带来创伤；

　　它缓解孤独，也加剧孤独；

　　它提示我们和过去和他者的联系，也提示我们和过去和他者的不可联系；

　　它选择我们的观看方式，又无视我们的观看方式；

　　它既是饱含感染力的，又是无动于衷的；

　　它同时提供安慰和不安，即迫在眉睫，又遥遥无期；

　　它说明了我，即非我；

　　它在真实和熟悉中夹杂着不真实和陌生，它的任何不真实的背后，恰恰是最不被察觉的另一个真实；

　　它拥有着虚拟的强大的权利，它纪录和见证着时间的残酷，生命的无常；

　　它提示着消失的不可避免，悲痛的不可治愈，它以一种诚挚而深刻的痛苦聚合了所有分散着的人们。

　　如苏珊桑塔格说的那样：生命不是关于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闪光照亮，永远凝固。照片却是。

　　《私人记忆》中空缺的是每一个个体生命的面容，由于面部的缺失，一个人的记忆变成一个时代的记忆，私人记忆被修改了，被历史化了。被伪造成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关系，私人的怀念被暧昧地淡化了。”

　　林菁菁作品手记 

　　米庄：你的作品中“在”和“不在”形成的悖论，带给观众巨大的心理落差。

　　同系列的作品《没有人知道我在那，没有人知道我不在那：新闻记忆》中数百张照片都是新闻照片吗？

　　林：对，全部来自CCTV的新闻照片。我仔细思考关于“新闻”的概念，是在我30岁的某一天，我看着CCTV的新闻联播，我忽然意识得世界并不是我的，世界甚至不是我们中任何人的，世界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拥有，也不可能拥有的。新闻的前一秒钟和后一秒钟完全可以毫无关联，世界本身就在这种荒诞的看起来不可关联的时间中联系起来，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通过和其他人的联系而得到理解，如果这唯一的联系正在变得匪夷所思，那么，我们得到的理解会是什么？

　　多年受教育，马克思主义告知我，人类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而我看到的所有的新闻事件却似乎完全是偶然的。新闻总在我们没有任何防备的那个时刻，用非常平静的语调，说出最可怕的灾难。

　　这一点和生命一样残酷，当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人的那一刻，我们中的谁，是有防备的？

　　在新闻面前，我们都成了幸存者，成了暴力，不幸和灾难的旁观者，每一个灾难后面都有一个更大的灾难，每一次痛苦都逐渐变成对数字的记录，那些报道过灾难和痛苦的记者，已经忙碌地投入到对下一个灾难和痛苦的等待和发现，谁有时间停在昨天的悲伤，哪怕是上一秒种的新闻震撼？

　　你注意到了吗？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新闻的播报都那么简短扼要，仿佛全部的播报员都受过统一的训练，它让我们熟悉地习惯地，象接受庆典一样接受灾难，而新闻本来就把庆典和灾难同等对待，甚至挂上不分排名先后的标志，他们被无数的旁观者共同观看，然后迅速同时地消逝，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比起“什么是正在发生的”，“我们有什么话要说”和“我们说什么”，显然是更重要的。灾难和文化一样，都是我们共有的，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地理学。

　　米庄：我们的问题也许正是不知道 “我们有什么话要说”，也不知道“我们可以说什么”。

　　林：对，一方面，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物质的无休止追求，另一方面，是现代文明对人的“物化”，

　　物质主义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预力度超出极限，最终导致生态系统的瘫痪，对人的“物化”则使人类深陷意义危机。

　　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变，互联网让我们把“生活”和生活的世界分开，“物化“情感中的另一方，让我们把“爱”和爱的对象分开，现代文明中的每个人，都在不由自主地接受商品社会的整体操作，以消费品的面貌出现，被制作，包装，从而最大限度地被出售。

　　消费品的本质是什么？ 是被取代和抛弃，因此，被“物化”的人们不由自主地生活在“接不了轨，跟不上趟，或将被淘汰和抛弃”的恐惧中。人和人的交往成了“物”和“物”的交换。

　　一方面生活消耗越来越多样昂贵，人们在互为“物化“的社会中获取自我价值，精神归属，性生活等生命要素， 另一方面，我们的感情越来越空乏，现代文明社会给现代人提供幻想的种种可能性，也误导这种可能性，提供消费世界观，又推翻消费的价值观，冷酷可能带着华丽的面具，善意也可能走向失道寡助的不归路。处处都是悖论。

　　米庄：处处是悖论，的确如此，你的装置作品《永不分离》中聚合的幻像和实际的分离，聚的稍纵即逝，离却不可回避，但是作品的标题却把我们带回乌托邦。

　　林：我希望我的艺术能够以悖论错离的的方式提出问题，从作品中某种人为的不真实的内部，寻找来自生命的“我”的内在渴望的真实的力量。

　　米庄：我们回到作品《没有人知道我在那，没有人知道我不在那：新闻记忆》，作品中离我们最近，处于图片最中心位置的主体人物全是空缺的，是作品中的“我”，但是实际上，“我”也可以是背景中那些成群的辨别不清面容的其中任何一位，和《私人记忆》一样，“我”并不是艺术家这个“我”。同样，装置作品：《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中，“我”可以是拥抱空缺情人的“我”，也可以是被拥抱着的空缺着的“我”，“你”可以是“人”，可以是“国家”，可以是“物”可以是任何一种可能。

　　林：对，在我看来，艺术并不是为了表达和呈现自我经验，这通常是人们对艺术家的巨大误读，

　　艺术是艺术家从个体的生存体验中获得的思考，是艺术家向自我，向世界的提问。

　　我们可以不理解我们的生活，甚至不理解我们自己，但我认为一个人需要去寻找和发现他自己的生命构成方式。

　　谈论经历，谈论体验，其实是通过经验，让一些看起来有价值的思考和体现思考的内容，能够最终脱离个人而存在。

　　米庄：那么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甚至之后，你觉得你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林：创作初始，我对我的表达方式有一种占有感，它是我的“物”，就像拍摄对于摄影师而言一样，是一种被假设的占有。

　　创作的展开，实施，是不断寻找恰如其分的陈述方式和最贴切的平衡点的过程，陈述方式和方式平衡点确定，艺术作品完成，作品本身和表达方式都还原为外在于我的“其他物”，我认为它就脱离了我，和我的关联也微乎其微了。它需要更多地和观者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它虽然是我创造的，但是观者无须揣摩我的“怎么作”和“为何而作”，而关心作品对他的个体生命的影响，以及之引发他个人怎样的思考。作品之于艺术家，正如孩子之于母亲，孩子可以经由母亲而到来，却不是为了母亲而来。

　　米庄：对，我发现你的关注点始终是对生命的理解。

　　林：探讨对生命的理解，比文化更真实，而且超越文化，历史，政治。

　　米庄：这让我想起你的另外一件摄影作品《我的365天》，虽然呈现的是摄影作品，我认为其实是一件行为作品，日记般拍摄了365天，每天梳头的时候掉落的头发，无声，但是直接、本质，深刻。

　　林：就在几个月以前，我无意间在一本杂志上，见过一组拍摄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孕妇的照片，她们全都有过一个8到14岁的孩子，不幸在地震中遇难，她们隆起的腹部都孕育着另一个幼小的生命，她们都青春不再，都显得那么柔弱，沧桑，疲惫，憔悴，带着重创之后的平静，默默地含着眼泪坚强起来，准备和新生命一起来战胜恐惧和绝望。这使我非常感动，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我们有一天，会失去我们爱的人，或是分离，或是死亡，所有的生命，都或迟或早终究面对这样的疼痛，将没有柳暗花明；在生命的残酷面前，我们都是脆弱的，无辜的，无奈的，我们简化的态度并不能缓解这样的悲痛，但是，这正好是生命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认识残酷，意味着加倍珍惜我们仍然拥有的生命。

　　<< 玫瑰，玫瑰 >> 系列摄影中的每一朵玫瑰都是缝合过的玫瑰， 玫瑰本是艳丽夺目的， 而玫瑰花瓣之上的缝合， 以无限平静的方式， 将毫不掩饰的伤痕平铺在我们面前。

　　扯着针线穿过花瓣的一刻，轻轻撕裂的伤痕刺目得让人屏息受惊而疚心，仿佛看见正在飞行却忽然断裂的翅膀，是难以消解的沉重，也是不可回避的无奈。

　　无论怎样， 那些历历在目的针脚， 深深地扎进鲜艳的花瓣， 它静态的物质外观提示着一种动态的伤害， 伤口在无限温情的光源下， 倾诉难以适从的不安和矛盾. 

　　“物”是有记忆的，从我画《物语》的第一个系列开始，我就着迷于这种记忆，它朦胧的气息， 可以代表一份非常私人的记忆，也可以是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它可以让所有平凡的瞬间都变得有归宿， 也可以引发一种不知所措的惶恐，这对于鲜艳夺目的生命本身来说， 更象是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生命非常脆弱， 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暴力，禁锢，甚至坚持，都可以变成最危险最不被察觉的伤害。

　　玫瑰虽有看似锋利的刺，实际却娇嫩易碎，无辜无助， 对未来充满了忐忑而不切实际的期待，对于伤害即毫无防备，也无力承当。

　　希望和绝望， 爱和伤害， 生命和死亡， 抗争与放弃， 呵护和摧毁，都只有一步之遥。

　　林菁菁作品手记

　　米庄：我在你的《玫瑰，玫瑰》中获得同样的感动，尤其是那段录像。玫瑰就是我们的生命，它经受的正是生命中不断混杂在一起的炫丽和残酷。从最早的诗歌写作，一直到你今天的艺术，其中的跨度是相当大的， 我有点好奇，能聊一聊你的童年吗？

　　林：诗歌是所有文字表达里最跳跃，最模糊的一种，它可以没有逻辑，但是充满节奏，它可以抽象，甚至静止，但是自由，超越极限，带着永不枯竭，汹涌不已的力量。

　　非常喜欢它这种特质，我觉得它最靠近心灵，让我看到“跳跃着的观念”的真实而感人的部分。

　　我有一个特别寂寞的童年，朋友很少，几乎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尤其是5，6岁的时候，住在我家周围的孩子要么比我大2，3 岁，要么比我小2，3 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很大的鸿沟，很难逾越，那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打打闹闹，奔过来跑过去的男生，他们总是一群一群的，大喊大叫，呼啸着投入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游戏。

　　米庄：那你想过加入他们吗？

　　林：当然想过，渴望极了，也试过，我发现，男孩的世界其实是很残酷的，暴力对于男孩的意义远胜于任何其他，暴力是70年代的日常存在，参与暴力和制造暴力能造就光荣和满足，它在无需谈论的共识中达到默契，而这种默契，使人和人自然分群，并迅速地亲密地团结到一起。

　　实际上，我认为在中国的70年代，在一个盲目而分裂的精神状态中，暴力被日常性地强调和煽动，暴力建立起一种共识，尽管可能是幻觉也无关紧要，因为在那个年代，共识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一位我们共同敬爱的人，死去，但是我们建立了共识的方式缅怀死者，这立刻变成一件多么有尊严而高贵的事情，我们在达到共识的气氛里甜蜜地哭泣，我们共同爱着的这个人成为永恒。

　　幼年的我并没有感到悲伤，我只感到的是不能描述的崇高。

　　共识也是暴力成为合理合法的强有力的理由，“凶残”和“疯狂”都在共识中变得令人兴奋。

　　达成共识的暴力是被允许的，被歌颂的，被推崇的，被理解的，达成共识的暴力是合法而且道德的，是符合情感和政治立场的。

　　暴力也促使人变成“物”，是“物”对“物”的毁灭和屠杀，尽管“物”可能以烈士或者英雄的名义呈现，那也不能改变暴力本身的性质。

　　米庄：这些思考，我在你2009年的绘画系列作品《飞翔的其他方式》中也体现了，画面上是一架架为了暴力和战争而建造的战斗机，你却在画面上蒙上一层透明而且美丽的蕾丝，暴力在闪着温情的淡淡的光芒中，暴力还是暴力吗？如果不再是暴力，那到底是什么，我们究竟让他们成为了什么？

　　林：对，这里的暴力是一个比喻，谈论真实的暴力是一方面，我其实更多的是在探讨关于暴力的观念，人们面对暴力的态度，甚至是现代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简化成相互“物”化之后的暴力关系，这是暴力以相对抽象的方式，在看似和平的今天，继续地体现着70年代的共识。

　　我们都不愿意，在各种各样的暴力中牺牲的人，就像在法国电影《我控诉》中那位军人喊的那样：“你们全都白白牺牲。”

　　我童年时认识的那些男孩，他们的暴力，在我这里常常是想象的演示， 我的一部分童年就在对暴力的想象和恐惧中渡过，我希望加入他们“那一伙”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们对我很粗暴，尤其是他们中最小的男生。

　　米庄：最小的男生多大？

　　林：比我大几个月，基本上和我同龄，但是他是他们那一群里最小的，那群孩子里，大的也大他2，3岁，所以他有时也受排挤，大孩子有时会取笑他，嫌弃他跟不上，不够勇敢等等，所以他也有压力，他特别渴望得到大孩子们的认可，他特别渴望大孩子们认为他和他们是一伙的。

　　我经常偷偷地跟着他们，我对他们非常好奇，我想知道他们作的任何事情，我也想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我对他们的追随都在某一个或者一群男生的喝斥中索然而止，或者是他们一起，故意跑得特别快，抄各种小路，翻墙攀树，把我甩掉。

　　每一次成功地甩掉我，就意味着一个可以共同庆祝的胜利，我的沮丧总是伴随着他们在不远的远处发出的欢呼，总让我心有不甘。

　　米庄：那你不是很伤心？(笑)是不是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了伤害？

　　林：谈不上伤害，那时候觉得这些冲突是正常的，是我自己主动而且不间断地老是偷窥，还无休止地跟踪尾随，自然需要承受任何后果了。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正寻着声音跑，那个最小的男孩从一棵树的后面跳出来，手里握着一把削铅笔用的小刀，那种薄薄的绿绿的，廉价的简易的折叠小刀，朝我打开着，他非常凶恶地盯着我，说了一句非常恶毒的脏话。

　　米庄：当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林：我非常愤怒，我觉得我的尊严受到了侵犯，我紧紧地盯着他：你敢再说一遍？

　　他立刻再说了一遍。我更愤怒了：你敢再说一遍？ 他立刻又说了一遍。

　　然后我说：你敢再说一百遍？

　　他一下子楞了，楞过那一瞬那，他动了动嘴唇，什么也没说，收起小刀，头也不回地跑了。

　　米庄：这很有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林：我相信那不是当时可以认真想出来的，是一个直觉的反应，它以不可能的方式，拯救了我的自尊和荣誉，但它给了我一个很强的信息，那就是：当你让某件事情变得荒唐了之后，它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它的性质和方向就都可以改变。实际上，令那个男孩恍惑的东西并不存在，它是现实以无限的方式衍生之后的存在，这样的无限虽然虚拟，但是足以荒诞，它是不真实中的另外一种真实，是无视真实的真实，是颠覆真实的不真实，是对荒诞的坚持，无惧和不容置疑，它就这样产生了力量，那个男孩的退却是想象力的退却。

　　很多年以后，我仔细地想，这其实就可以是当代艺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