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保护神”谢辰生：平生只做一件事

谢辰生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繁华的北京城，当人们在古建筑前神往的时候，有位老人是特别感到欣慰的，因为他以“以身殉城”的勇气打过一场“古城保卫战”。

他就是被人们称道的“中国文物保护神”谢辰生。2009年在中国“文化遗产日”那天，87岁的谢辰生被授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致辞时，谢辰生平静而有力地说道：“我已是来日无多，希望能为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北京城北安贞里的一个普通居民区，顺着昏暗的楼道走上三楼，便是谢辰生不足30平方米的“陋室”：水泥地面，墙面斑驳，一张破旧的书桌、一对老式的沙发，一张狭窄的小床，余下的全是书和药品。显眼的则是沙发上方的一面锦旗，上书“恭祝谢老米寿：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全国文保志愿者同贺”。

邂逅郑振铎，走进文保界

“祖父是武进罗墅湾人，早年就离开了故土，始终乡音未改，”谢辰生说，尽管自己出生在北京，但对家乡还是很有感情，前些年也多次来常。

坐定于书桌前，谢老沉浸于往事的回忆中。

谢辰生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谢愃，嗜书成癖，《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语林》、《唐文粹》悉数收藏。祖母朱夫人善书能文，经常教孙儿念《唐诗三百首》、《诗经》等，并给他们讲《史记》、《西游记》故事。正是在这个环境中，培养出了谢辰生的堂兄谢国桢——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专家。谢辰生幼年一直生活在谢国桢家，耳濡目染，所以从小就爱好文史。

年轻时的谢辰生一心向往干革命。1942年秋，谢辰生要读高二了，家里给他一笔钱款交学费。然而，他校门也没进，就带着弟弟和侄女离家出走，直奔革命圣地延安。“那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让我热血沸腾，就想着赶紧去延安，参加抗战。但又没路费，也不敢跟家里要，于是就先革了学费的命。”

但是理想敌不过现实的插曲。那时从北京到延安，要先经河南再到西安，然后辗转到延安。由于路费捉襟见肘，他让弟弟和侄女先行一步。待他卖掉自行车，再匆匆赶往西安时，国民党已经封锁了边区，延安顿时变得遥不可及。

1946年春，谢国桢带上谢辰生一块赴上海购书。甫至申城，著名文物鉴定、金石、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先生请谢国桢兄弟俩吃饭，郑振铎先生也在。席间，得知郑振铎既要从事民主运动，还要研究文物，事务繁忙，需要个帮手，谢国桢赶紧向他推荐了谢辰生。

随后的日子，谢辰生几乎成了郑振铎府上的一员，“每天一早就去工作，中午就在郑家吃饭”，吃了饭，就继续干活。他协助郑振铎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蕴辉斋名画集》《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等著述，还帮徐森玉编辑了《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为后来从事文物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郑先生对文物的挚爱，影响了他的一生。

郑振铎对文物保护的痴情让谢辰生惊讶而钦佩。1947年，大量文物外流，郑振铎痛心疾首，四处举债，抢救了600多件汉、魏、隋、唐的古明器陶俑。他的举动，当时连巴金都觉得不可理喻。待新中国成立，他悉数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直到这时，他还是债务缠身，周总理知道了这事，就说“他的债由国家来还吧”。

1949年11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谢辰生跟随而至，心里盘算着到这里从事文物研究，郑振铎则“一票否决”：你搞文保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

倾心文保，执笔一系列法规

文物局成立伊始，鉴于旧中国文物流失、文物被盗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保护文物、颁布法规是当务之急。

谢辰生到文物局工作，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起草文物保护法规。郑振铎先生交代，先搞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调查和发掘等几个单项的法规文件，并对文件的内容和重点逐一做了指示。

万事开头难。年轻的他面对这一重任有点心里发怵。好在郑振铎先生帮助了他，把他收集的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的文物法规和一些国外的文物法规等资料提供给谢辰生，并进行了指点。后来又在王冶秋和裴文中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几次修改，《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终于出炉，结束了我国文物被人任意掠夺的历史。

谢辰生从中认识到：“文物保护是个事，而且是个大事。”“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进行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前提。如果文物都保护不下来，给毁坏了，没有了研究对象，还谈何学术研究。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文物保护上。

卓越的工作业绩让谢辰生有了“文物局一支笔”的美誉，成为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也是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人。如1950年5月24日，政务院颁发《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1953年10月，颁发的《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56年，为配合全国掀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60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谢辰生先生一辈子案牍劳神，虽然这些文件都经过他的手，但由于法规的特殊性，都不可能署他的名字。

一身是胆，上书力谏

一位文物保护志愿者说：“他通天。”

直接上书中央领导对谢辰生而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1984年上书胡耀邦，反映文物与旅游的问题；1985年给谷牧同志写信，反映古尸展览问题；1994年给中央领导同志上书，表明他对广东虎门靖远炮台因修建高速公路中架设桥梁而移动的立场……

一连串的“上书”举动，无不是关乎文物保护的大事，其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古城保卫战”是谢老前些年的辉煌一役，他在给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文物保护)，现在我已决心以身殉城！”

2000年，北京出台危旧房改造5年计划，一片片老城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消失。谢辰生连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中央，这封题为《紧急呼吁——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信直斥拆除行为严重破坏举世闻名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格局、风貌，并违反北京人文奥运精神，将会成为千古罪人。这封信使得5年拆除计划只执行了两年多就停了下来。

2003年8月19日，谢辰生再次致信中央领导，呼吁中央支持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保护北京古城的正确政策。信中说:“北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城，国际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保护好并使之传至后代，不仅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历史责任，而且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责任。”“北京古城是国之瑰宝，是民族瑰宝，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对它的保护是有国际影响的。”

2005年，谢辰生和很多古城保卫者的呼声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国家颁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对北京市旧城进行整体保护，明确规定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同年，他和10位老专家一起上书中央领导，推动了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出台。

然而，成功的喜悦背后，谢辰生也有眼睁睁看着文物、古建筑被毁坏，而无能为力的无奈和心痛。时至今日，那些由他亲手起草的法律法规，能起到的掣肘作用有时微乎其微。“加强文物工作的领导，充实文物机构，树立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威，加大对破坏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希望。”

事实上，90高龄的谢辰生依然活跃在文物保护战线，他家的电话俨然成了文物保护热线：哪个四合院要拆，哪里的老城墙要拆，哪儿的古街道要拆……全国各地的文保志愿者总能想起给他打个电话“求救”，一经核实，他又会为此大声疾呼。在记者采访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他就接听了好几起“投诉”。家里没有电脑，与文保相关的信息他却了如指掌，因为志愿者会经常上门送最新的资料给他阅读。

“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谢辰生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与载体，如果文物灭了、没了，等于这个民族断了根，丢了魂。如果不是这样来考虑问题，我也就没有这么大的劲。”

人物简介

谢辰生，192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江苏常州。曾任郑振铎业务秘书，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主持起草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