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周年祭：纪念，不是为了忘却

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予以纪念，并不是要藉此做一番众声喧哗的狂欢，因为这不是一个值得欢庆的节日。一百年后的我们，如果仍然对这一突然出现的新旧时代分水岭抱以兴奋的态度，只能说，主宰我们心灵深处的历史记忆并不是“纪念”，而是“忘却”。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最伟大的意义莫过于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带来了共和体制。然而，除却这番历史教科书上言之凿凿的论断之外，我们对辛亥革命的集体记忆又有多少呢？

在笔者检索自己有限的大脑储存后，发现实在寥寥无几。原来，一场持续数月的内战，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革命，留存在吾辈耳中、眼中的，不过是寥寥数语，那么，我们为之兴奋、为之歌颂的“纪念”又始于何处呢？

落笔至此，却已然无法续写下去，因为我们的纪念，其实是在纪念“忘却”。而辛亥革命艰难推开的那扇无数中国人挣扎其中、乐在其中的茫茫百年历史之门，却在有意无意中被再次虚掩。

那么，请随我们一同“穿越”，重返百年前的历史现场……

100年前，武昌城内一声枪响掀起的“革命”，曾被后来人演绎出无数种版本，种种英雄传奇因此流传，然而，事实却是：

辛亥革命并未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首义之地武昌的守城士兵亦不知共和为何物，只说“但知效劳皇上，不知其他”，其后数十年，暴力与流血仍是主旋律，现代社会距离中国依然十分为遥远。

而我们所笃信的革命与进步，也并没有相伴始终，革命后是九州分裂，是黎民流血；革命后涌出的各式“军队”，耗费了中国太多财力，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被严重迟滞。

革命之利尚未浮现，革命之弊却已凸显。辛亥革命砸断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治统”与“道统”的表里联系，开启了一个改造社会与被社会改造并行的新时代。无数仁人志士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传统，力图抛弃旧帝国、旧组织、旧家族，最终彻底抛弃旧文化，以此到达“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宏图伟愿。

然而，新世界真的能唾手可得吗？

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这句令中国人感到愤怒的话开启了中国人改造“国民性”的浪潮。鲁迅弃医从文，因为他不再相信体格的健壮能够拯救一个国家；梁启超高呼要新民，因为“中国人一直是臣民”；毛泽东更是着手与实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众多伟人不断为中国设计改造“愚民”的蓝图。

然而，“国民性真的能够重塑吗？”

历史默然无声，她已经做了最好脚注，中国一百年来的风云变幻表明，伟人们的规划与改造，只不过是在中华文化伤痕累累的肌体上，披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

及至今天，中国经济终获迅猛发展，人们又寄希望于富裕起来的人民，梦想他们能推动国民素质的提高，长期的教育让人们一厢情愿的认为劳动人民天生朴素、憨厚……社会理应向他们“致敬”。尽管众多社会精英在竞争胜利之后摆出了骄傲的姿态，但他们本身也只是这种“致敬”的产品而已，其向下看齐的思维方式早已渗入骨髓……此时，指望因经济条件变化带来国民素质的根本提高，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这一切，恰恰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士绅社会向平民社会急转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但由于数十年来我们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这种痛楚，才显得更久了一些。

即便如此，当我们“对话”百年前的中国精英，深读“他们的理想”时，就会发现，无论是已然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台湾省，还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陆，城市与乡村，多已实现了百年前可望而不可即的“狂想”。

尽管实现社会管理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在最广泛的结果上却是殊途同归，这是毋庸置疑的进步。

但，进步绝不该成为衡量一切的恒定尺度，在物质进步、组织进步的背后，往往有着无数淋漓的鲜血和别无选择的伤痛。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死守“救亡”时代创立的种种信条，就不可能与世界发展潮流同步，而那些牺牲在“进步”车轮下的鲜活生命，也就只能被幻化成干瘪冰冷的数字，被永恒地遗忘。

这，不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展望往来。在中国这列高速前行的列车上，旅客有你，也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