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儿”可遇亦可求

　　张仲先生在世时，写过很多关于收藏的文章，但他是比较反对写“捡漏儿”文章的。他认为，你到一个老太太家收古董，老太太的儿子上班去了，她独自在家，既没文化，又没信息，结果你凭着花言巧语，只给仨瓜俩枣，就把老太太家祖传的珍贵古董买走了，这样的“捡漏儿”，是不讲道德的，是不应该宣扬的。

　　张仲先生对于“捡漏儿”的道德评判，恰好暗合于马克思的观点：“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手段不正当，你的目的正当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一些“收藏家”在收藏成功的同时，其人品却受到同行和朋友们的指摘，很多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发生过有悖于道德的“捡漏儿”行为。

　　所谓“捡漏儿”，就是以很便宜的价钱买到很值钱的古玩。但如果不是像入户蒙骗老太太那样“劫贫济己”，而是在市场上靠眼力“捡漏儿”，不仅可遇，而且可求。天津著名古瓷收藏家、鉴赏家边正明先生近几年举办过几期古陶瓷鉴定培训班，收效甚好，学员们从中体会了收藏的乐趣，领悟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些人还从中获得了不小的经济收益。例如一位安徽的年轻女学员，本着学学瓷器鉴赏、增加个人业余爱好的思想，上了两个月8节课后，提高很快，经边老师允许，前去地摊“捡漏儿”，花720元买了4件瓷器，分别是宋代湖田窑青白釉瓶、清代雍正青花瑞果纹三联瓶、明代景泰青花三足炉、民国浅绛彩人物故事纹瓶，拿到北京一家拍卖公司拍卖，以26万元拍出三件，流拍的一件最后也以8千元转让，总共盈利三百多倍。此事足以证明，“捡漏儿”的机会确实有，它是为有眼力的人提供的。

　　“捡漏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被“捡漏儿”的卖家往往是不知情的。其实，对于古玩市场的摊主和店主来说，他们再“不知情”，也懂得加价卖，也不会赔着卖。我逛沈阳道地摊，就多次听到摊主们说：“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究竟值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我们是赚钱就走，能赚多点儿当然更好。”因为这些东西原本也不是他们的，他们本身又不识货，所以便宜让别人捡走完全是咎由自取;况且他们出的价钱肯定不是原始价钱，已经赚了一定的差价。对这样的“漏儿”，有眼力的收藏家完全应该多捡、快捡，心慈手软是毫无意义的。在姜维群先生最近出版的《玩转文房》中，有一篇《捡漏要知道：名刻更比象牙贵》，写作者在古玩城见到一把象牙扇，扇骨为民国时期竹刻大家林介侯所刻，十分珍贵，但店主只知象牙值钱，于是按象牙扇骨的价钱售出。这样的“捡漏儿”，对买主有益，对卖主亦无损，因为即使他“知情”，也不一定能遇到识货的买主。

　　看来，“捡漏儿”有它合情合理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行的。然而，以往人们对“捡漏儿”的认识，存在这样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过于看重利的因素，甚至几乎看成就是钱的交易、钱的较量，说白了，将“捡漏儿”视同“捡钱”;二是没有把“捡漏儿”行为的重心放在“捡漏儿”者身上，而是放在被“捡漏儿”者身上，也就是说，评价“捡漏儿”行为成功与否，不是看“捡漏儿”者收益多少，而是看被“捡漏儿”者损失多少。我认为，这样的“捡漏儿”观念明显带有金钱至上、自私自利的色彩，不利于文物收藏市场健康、和谐地发展，是应该予以矫正的。

　　我们所认同的“捡漏儿”观，是“捡漏儿”者应该更多地为文化积累和文物保护做贡献，在交易效果方面则应该侧重于“买者获其益”，而非“售者损其利”。只有这样做，“捡漏儿”行为才会更加合理，也才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既可遇，又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