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处文物“让位”城乡建设?

文物危机呼唤全社会“保护文物之心”

波兰建筑学大师W.奥斯特罗夫斯基在《现代城市建筑》中曾说:“往往只是没有大力搞工业化的和没有急剧发展的城市,才能把文化古迹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即使一代人不能为新生活完全修复城市所有荒芜的历史性建筑,也应以最大的努力防止它们被进一步毁坏,否则它们将会永远地消失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调查工作数据日前公布,让人意外的是,全国调查登记的已消失文物达30955处。国家文物局表示,大规模基本建设和城乡建设是导致一些文物消失的主要原因——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文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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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老城南的毁坏曾引发热议

“这是抢救性发掘的弊端”

“抢救性发掘”——这是历年来在考古工作中经常提到的字眼,这个词正象征着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巨大困境所在。

对于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公布的3万多处文物消失的主要原因,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坦言,现已掌握的消失文物,主要是尚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相对较少,而大规模基础建设和城乡建设是导致一些文物消失的主要原因。

据介绍,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大型长距离能源输送工程、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等基本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大规模城乡建设项目与日俱增。尽管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力争做到工程避让文物点,但确有文物点消失的情况。

以一些大型工程为例,南水北调工程对文物保护一直重视,据统计,南水北调北京段发掘遗址8处,墓葬125座,窑址13处,出土文物2000余件;河北段36处文物遗存点,发掘墓葬600余座,出土文物6000余件。然而,一份北京市文研所关于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考古发掘的文件中提到,列入《文物保护规划》的文物勘探面积不足工程占地面积的1/10,发掘面积不足工程占地面积的1/300。

一名参与南水北调北京段考古发掘的专家说,被南水北调工程占压的土地绝大部分没有勘探和发掘。这名专家透露,南水北调北京段工程地下文物相对较少,像其他一些省市被遗弃和破坏的文物会更多,“这就是抢救性发掘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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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南墙上的“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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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东陵内的砖窑

“建设性破坏”

不亚于“破四旧”

“我就一直纳闷,为什么一些建设项目要选在有文物的地方?这主要是搞规划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文物部门是弱势部门……”广州市文化局一位负责人此前曾表示,多年来,在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中,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的矛盾日益凸显。

不少工程施工前根本并未知会文物部门,“包括相当一部分大型建设和绝大多数中小型建设,考古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后,经与建设单位协商,才能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由于事先未形成报批制度,许多工程在考古人员发现有古遗址时就已开始施工,部分古遗址甚至在施工中被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相当一部分工程由于在施工中被发现文物,考古工作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施工,由此产生矛盾。”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城建快速发展过程中,文物保护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是无意的破坏,另一方面是恶意的损坏,但多为人为的“建设性破坏”。

一些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是中国历史上对文物破坏较多的时期,但现在,对文物古迹的“建设性”破坏丝毫不亚于革命性破坏。

城市遗产并非包袱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撰文指出,目前,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城市规划编制思路亟须改进,“旧城改造”引发“建设性破坏”,旧城区是城市中历史记忆保持最完整、最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房地产开发高价争夺的黄金地段,一些城市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不合理地要求“就地平衡”,盲目在旧城区内兴建高层建筑,使文化遗产及其环境遭到破坏。他还认为,错位开发使文化遗产受到伤害。一些文化遗产及其环境面临游客超载、错位开发的严重威胁。“人满为患”,大量游人的涌入使文化遗产地不堪重负。

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财富、资本和动力。要通过整合资源,在继续加快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保护,将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的理念和要求贯彻到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可以在重要文化遗产周围设立保护范围及缓冲区,像北京的故宫、天坛等均有保护范围和缓冲区。苏州则划定了“一城二线三片”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并确定了45个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此外,中国的南京、法国的巴黎、摩洛哥的菲斯古城等,都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并制定控高规划以保护原有城市空间形态,维护城市景观的完整性。

记者观察

“修复中国人的文物情感”

在我国,有关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问题,传统上都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与建筑师、规划师和设计师们主持和具体操作,但一些评论认为,应对文物保护的危机,必须“迫切修复当下的中国人与文物之间的文化情感,恢复文化记忆。没有这种文化情感的修复和文化记忆的恢复,就没有全民对文物的自觉保护意识;没有自觉保护意识,则文物保护就只成了文物部门的事儿。无形中,文物保护与大众形成了近乎对立的格局,那么,文物保护就永远跟不上人们对文物的破坏和毁灭性使用”。

事实上,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有例可循。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发起并主持的“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福建泉州社区环境改善的新尝试”课题组,对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传统民居保护区——青龙苍街区(李贽故居等所在街区)规划工作的开展,就吸纳了众多交叉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乃至当地的居民参与讨论,献计献策,其中不乏独创精辟的建议。

文物局几年前设立“文化遗产日”之初便表示,这是创造条件让公众“亲近”文化遗产,但单霁翔当时表示,“观念滞后、基础工作薄弱、体制障碍、人才匮乏等问题仍然束缚着事业的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zhao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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