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济南的文物“上户口”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工作，是近3年来全国文物工作的重要工程项目之一，旨在对全国各大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一次彻底的摸底清查。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济南市文物局统一部署，组织专题培训，明确责任目标，并多次现场督导、了解工作进度，推进工作开展。

      “长127厘米、宽46厘米，画心有污渍、水渍，天头小开裂，基本完整……”近两年来，济南市博物馆的一间房间里，不时传出这样的声音；而在另外一间光线暗淡的摄影室里，则不间断地传出“啪”、“啪”、“啪”的相机拍照声……这样的情景，在外人看来，有点奇怪，更多的是摸不着头脑，但这些声音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干着的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工作，他们在将济南市博物馆的可移动文物进行全面的整理、登记，在为这些珍贵的文物建立档案，在为它们“上户口”、办理“身份证”。

      市博物馆的普查队伍由17位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组成，普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工作，是近3年来全国文物工作的重要工程项目之一，旨在对全国各大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一次彻底的摸底清查。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济南市文物局统一部署，组织专题培训，明确责任目标，并多次现场督导、了解工作进度，推进工作开展。博物馆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成立领导小组、制订工作方案、工作步骤，进行人员分工，与普查员签订安全责任书。使每位参加普查工作的同志，领悟普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在具体操作上更加严谨。

      同时，借鉴珍贵文物信息采集的经验，采取只搬运一次文物就把文字信息和图片拍摄全部完成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藏品安全隐患。可移动文物普查员以保管部的藏品管理员为主，另外增加了几位新生力量，呈现老、中、青“三结合”的最好搭配。在完成信息采集各项规范要求的基础之上，结合本馆实际，他们进一步探索、创新工作思路，尤其注重把普查工作能够拓展和延伸的内容也尽可能地一并考虑进去，使普查工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济南市博物馆的普查队伍由17位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组成。由于措施得力，准备充分，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国家文物局、山东省文物局和普查办的专家对济南普查工作给予较高评价

      说起文物，不管是什么人都会很好奇，可能也会认为文物普查不就是倒腾下文物、登个记什么的吗？应该是挺好玩的一件事。但是，和人们的这类想法相反，文物普查不光不好玩，而是件非常繁琐、艰辛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这些文物人员已经完成绘画、玉器、铜器、瓷器等多个藏品类别，6000余件/套，实际件数为13000余件藏品的文字信息采集，拍摄藏品照片23000余张，在文字和图片采集的同时也在加紧数据审核和报送平台的工作。他们一个萝卜一个坑，按照提取文物、藏品拍照、14项文字信息采集、藏品名称确定、文字信息录入、藏品图片处理以及藏品名称文字图片一一对应校对、汇总整理审核、统一上平台报送等流水作业的方式，每个环节责任到人，前后衔接到位，大大提高了信息采集的准确性和上报审核的规范性。

      在做好本馆普查工作的同时，市博物馆的这些人员还协助济南市文物局承担各县区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全市文博单位之外多家国有企事业单位普查规范技术操作的培训和辅导，以及上报文物信息的审核、修改，大家互帮互学，并肩作战。现阶段，该馆的文物普查工作无论是从完成的数量还是操作技术规范等方面，均走在了全市的前列，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此次国家文物局、山东省普查办相关专家、领导在市博物馆听取了介绍和了解具体工作情况之后，对市博物馆的规范操作和工作成绩给予较高评价。

      其实，这些成绩背后的艰辛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也是一般人所无法体会的。而在这次普查工作中，年轻的工作人员与老一辈文博人员的那种难以割舍的传承关系，那种对于文物的无尽的爱，更让人感动。

      文博人员传承老一辈的事业，延续济南历史文化文脉

      市博物馆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普查任务艰巨，除了以保管部的同志为主，又新增加了多名年轻力量。现在普查队伍由17人组成，他们中有专家、有业务骨干、有新生力量，人员搭配呈现老、中、青“三结合”。具体工作中，提倡以老带新的模式，实践证明，这一模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批年轻人茁壮成长……

      摄影专家孙忠梁把刚进馆的研究生王绍东培养成一名文物摄影爱好者；副研究员崔玉英把电脑专业的大学生周福波培养成一名口中不离王铎文征明的书画爱好者；部室副主任杨萌把社会活动部的大学生齐荣族培养成一名对玉器着迷的准玉器专家；另外，数据审核“专家”、山东大学毕业的王欣和强烈要求到保管部工作的新人李寅初，均在普查工作中成长为一名不可多得的中坚力量。

      济南市博物馆成立于1958年12月，在一批又一批老前辈的不懈努力下，积累了大量的文物精品。其中孙康宁、于中航、崔明泉、王国芝等均是济南市博物馆的老前辈。如今，他们的子女崔玉英、于立、孙忠梁、王颖分别奋战在普查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用自己的特有方式传承着父辈的事业，彰显出历史的延续。当他们目睹和抚摸着自己的父辈们曾一一经手和整理、上架过的珍贵文物时，心中不免感慨万千有些激动。

      他们拿起自己的父亲或征集或购买或发掘的文物藏品时，他们翻开自己的母亲亲笔抄写的藏品分类账本时，那种激动和亲近让他们真正感悟到了文化传承的魅力。

      几位年轻的文博人员，面对父辈经手的文物，无不感慨万千

      于中航是和济南市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姜守迁一起参加大汶口考古发掘的老专家。于先生今年已90多岁高龄，2013年，他将包含了博物馆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济南的人文历史资料等多种门类的158册珍贵图书捐赠给济南市博物馆，大大丰富了馆藏图书资料。

      如今，于中航的儿子于立，面对普查中极为珍贵的大汶口陶器，感触颇多……

      新石器时期大汶口文化白陶背壶，口径10.8厘米、底径6.8厘米、高20厘米。夹砂白陶，侈口，高颈，阔肩，腹部斜收成平底，肩饰对称的双环形耳。腹部一面平直，一面近半圆，形成背壶状，其中部饰一尖状小纽。器形简洁稳重。来源于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考古发掘，1993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张浦生、白云哲、陈华莎等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原济南市文物商店经理崔明泉，也是济南市博物馆的老人。他从事文物工作近60年，在文物鉴定、收集和保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1984年被任命为经理直至2011年退休。在长达40多年的工作中，收集社会流散文物过百万件，为济南市的文物博物馆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其中沈周的白鹅、汉代的黄金带板、汉代玉猪等等，数不胜数的罕见的稀世珍宝都经由他手而留存了下来。

      《明林良荷墉雁嬉图轴》是上世纪60年代入藏济南市文物商店的。此图为绢本设色，画面中芦花低垂，芦苇丛生，苇叶迎风飘动，莲籽饱满沉甸。两只芦雁灵动可爱，或将嘴巴潜入水中做觅食之举，或将双眼圆睁，欲为夺食而拼。作者笔下静中含动，动中有静，寂寞的苇塘顿添无限情趣。芦苇用草书笔法入画，飘逸潇洒，中锋圆笔画莲梗，浑厚苍劲。残荷以赭墨相加，势如泼彩，芦雁的羽毛以焦墨大笔点染，头部以细笔着意描绘，生动异常。整个画面色调统一、笔墨相济，内容与形式、技法与物象达到高度统一。1988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谢稚柳、杨任恺、刘九庵、傅熹年鉴定为真迹。

      崔明泉的女儿崔玉英，在普查过程中就经常给大家讲她的父亲敬业一生的故事。

      老革命家孙康宁曾是济南市博物馆的老前辈。目前正在信息采集济南战役的革命文物，大部分都是孙康宁和几位老前辈走南闯北征集来的，这批文物的征集为丰富市博物馆馆藏革命文物，起到了重要作用。

      市博物馆馆藏的济南战役文物和资料有2000余件，内容主要有荣誉单位和英雄人物的锦旗、纪念物、立功材料、战地照片、部队小报、武器、通讯医疗器具、战役中使用的袖章、符号、战地日记及烈士遗物、民工支前用的扁担、小车等等。记述了当年济南战役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展示了在济南这块土地上经历的血与火的英雄事迹，是见证老一辈革命家奋斗历程的珍贵近现代革命文物。如今，孙康宁的儿子孙忠梁在普查工作中拍摄藏品时，常看着几件革命文物静静发呆。

      1948年济南战役中王建安使用的望远镜，宽19.4厘米、高19厘米、物镜直径为66厘米。望远镜以绸布包裹装于棕色皮盒内，镜身及盒有系带。皮盒外罩以军绿色布套。济南战役时王建安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直接指挥了济南战役，此望远镜为当时他指挥战役时所用。1998年，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鉴定小组沈庆林、万冈、阮家新、夏传鑫、陈肇庆等专家鉴定为一级馆藏一级文物。

      王国芝曾是济南市博物馆保管部的老藏品保管员，她一生敬业，做事认真踏实。博物馆的藏品管理有它的特殊性，文物入库的流程一般是按照接收、鉴选、登录、定名、分类、编目、建档、入库、保养等系列程序。日常管理一定要做到账、卡、物的一一对应。所以做发了这些基础工作需要不怕吃苦、耐得住寂寞的高尚情操。我们翻开瓷器、玉器、书画等多种类别的旧账、分类账等，满眼都是王国芝的字迹。她的女儿王颖在这次普查工作中进行文物整理，常常需要查找旧账本，每次看到母亲的笔笔熟悉的字迹，总会想起在她刚参加工作时，母亲对她的谆谆教诲。

      正是这些在文博战线上辛勤工作的老人的努力工作，用他们的眼和手，用他们的心，为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下了数量众多，且珍贵无比的各类文物。如今，再经过他们的后辈，这些年轻文博人员的手，摸清了家底，让我们这些济南人从中能充分感受到历史的温度，能触摸到我们处身其间的这座泉水之城的文化脉络，并不断延伸这种感受，不断为济南感到骄傲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