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甘做文化保护的“精卫”

2014-09-09 10:00:04 作者：李士杰来源：中国政协已浏览次

在北京老年宜居文化协会、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金色重阳中国梦———大型文化笔会”上，我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冯骥才。尽管他握住我的大手十分“给力”，但他那发白的鬓角和略显疲惫的话音，已经使我感到了这位年近七旬的全国政协常委、人称中国民族文化的“保护神”，的确在“百忙之中”。

在与冯骥才交谈中，他想的、说的无不是文化传承。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相约到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民俗文化村调研“科举匾额博物馆”的一段经历。

那是2011年3月7日，我们乘车来到了民办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和他的同事们热情地迎接了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

占地3000平方米的博物馆院落内收藏有500余方明清时期的匾额，仅清代状元题字留下墨宝的有29位，榜眼12位，探花13位，而进士所题写榜书则很多……

穿过精美的明代文武状元高浮透雕牌楼，迈进博物馆正门，一座雕琢祥云瑞兽的汉白玉石雕牌坊展现在我们眼前。石坊上刻有“科举门”三个大字。

姚馆长对冯骥才说：“冯主席，您给看看这块牌坊年代吧。”

冯骥才用那双大手抚摸着牌坊说，“这块牌坊的顶部为元代汉白玉石刻遗存。”接着他笑着对姚馆长说：“该不是‘考试’吧？”“您是大专家、大行家。我们哪里敢考您呐，只是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更踏实了。”姚馆长一边赞许冯骥才的眼力和渊博的知识，一边介绍他的馆藏。

在“科举门”的东西两厢入口，左右各悬挂一块清代匾额：左手为“协辅文教”，右手为“代起儒风”。迈过“科举门”，一块气派非凡的明代石匾出现在眼前，此匾正中草书“状元及第”，四周透雕文武状元及耕读的形象。这方“状元及第”匾，是状元曾为其江西同乡、永乐九年的状元箫时中所题。题刻为永乐16年，即公元1418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而能够题写状元科名匾的人，一般只有皇帝、状元本人或前科状元。

博物馆中列举了历代北京人与科举考试的渊源。同时，按照北京贡院1：1的比例，再现了号舍考试和“金榜题名”时的原貌。

在看了博物馆的藏品后，冯骥才感慨万千。“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为了保护祖国的民族文化遗产，我甘愿做一个吐血而死的‘精卫’。”“匾额见证了中国千百年来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始于隋唐而废于清末，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对现代人很有教育意义。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

冯骥才如是说，亦如是做。

早在2001年，冯骥才就关注民族濒危文化，并撰写了《关于加紧抢救民族濒危文化的提案》。在他的倡议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从那以后每年全国两会，冯骥才的提案总离不开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抢救。

我国有56个民族，遍布全国，由于民族间生存环境各异，社会历史阶段和经济发展基础不一，其文化底蕴深厚，特征独具。在冯骥才看来，各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也是各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他们的身份与独自的民族精神之所在。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民族的优秀传统与文化面临着濒危与消亡！冯骥才说，“如果不加紧抢救、记录、保护和传承，就是对历史的犯罪。”

最近一段时间，冯骥才关注最多的是古村落保护。他认为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基本上都在村落里面，一旦古村落没有了，民族的文化就没有了。”

为了摸清情况，冯骥才跑遍了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一边指导志愿者进行田野普查，一边进行民间文化抢救。在调研的过程中有收获，也有感悟。冯骥才向我讲起他调研过程中的感悟，“有一个侗族的村落叫澄阳八寨，这里有很多的风雨桥，侗族的寨子特别的漂亮，有侗族自己的鼓楼，有自己的侗族风雨桥，特别美。后来我得知是一个搞民间文化的广西的侗族人，退休以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保护他自己侗族的传统建筑，一些非常精美的建筑，经过他不懈的努力，这些村寨保护得很好，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了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有风情的村寨。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人必须要到第一线，必须要跟你做的文化工作对象融为一体，我们才能在目前社会转型的时代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的专家学者必须思考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在冯骥才看来，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箱底儿。“目前全国有230万个村庄，普查显示，历史记忆比较深厚、民俗和民间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村落，现在还剩2000—3000个，而在2005年时，这个数据还是5000个，这主要是由经济利益驱动与无序开发造成的。受到保护的有100多个，但没有完完全全按照文化的角度进行保护”冯骥才说。

“我向政协提交了《关于加紧抢救民族濒危文化的提案》。这是一定要提的提案。民族文化个性在逐渐模糊，甚至在消失，如不加紧抢救、保护，就是对历史的犯罪，对文化遗产的犯罪！”冯骥才语气坚定。

……

一边参观，一边聊。不知不觉日薄西山。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和姚馆长匆匆告别。在返回的路上，我和冯骥才又聊起了 “文化保护”这个话题。

自2006年起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来，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可是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冯骥才痛心地说，“前几年，不少外国人到民族聚集区收购传统民族服饰等物品，由于没有海关限制出口的法律条文，这些珍贵遗产大量流失海外。湘西瑶族的著名民族绘画作品———盘王图现在在欧洲能看到，可是在诞生地却已见不到了。”

文化遗产申报与地方官员政绩挂钩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文化遗产被产业化，其实也是一种“异化”，是新一轮的“破坏”。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沦为热衷于“铺张”和“造势”的“面子工程”。政府部门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起责任。

尽管2011年2月25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审表决通过，但专家学者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冯骥才仍在不断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鼓呼。

冯骥才认为，首部《非遗法》在概念、学理，特别是可操作性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比如明确《非遗法》的具体执行和监管部门等，还期待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相关细则。虽然非遗保护体系日益健全，但如何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政绩化”、“被产业化”的问题，更显得任重道远。他表示自己仍要坚持“站在时代的前沿思考，感知文化的痛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源头记录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以民间的“布老虎”为例，我曾经沿着黄河流域五个省，在所有有布老虎的村庄里，对70岁以上传承人作源头记录，记录以四种手段，文字的、照片的、录音的、录像的，全入档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拿它发财，而是要留给后人共享。必须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它源头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对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史诗、叙事诗、神话、歌谣等，已搜集到8.5亿字，都是手抄的，要把它数字化。通过各种办法阻挡非遗产业化和政绩化的潮流。”冯骥才掷地有声地说。

“我们政协委员不是文化舞台下看热闹的观众。我们要向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议，这是政协委员的重要职责。”冯骥才说，近年来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参政议政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增强了。委员们更加关注国计民生，提出更多有针对性、前瞻性的意见。

……

那次与冯骥才的长谈让我对他的这份文化情怀有了深刻的领悟。

每当想起冯骥才，我的耳畔总回荡着他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为了保护祖国的民族文化遗产，我甘愿做一个吐血而死的‘精卫’。”

人物简介：冯骥才，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著名作家、画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文艺家。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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