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往往被淡化

我国大运河拟在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文化遗产国，在教科文组织981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拥有45处。中国同样也是世界最大的旅游国家，2013年国内旅游达33亿人次，外国人来华旅游1.29亿人次。然而，快速发展的旅游业也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个保，一个用，到底要符合谁的价值观？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韩锋分析，首先“世界遗产旅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与世界遗产联系又冲突的一种旅游。既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旅游目的地都有一个“突出普遍价值”。而在一般的旅游业当中，并没有被认知。

　　其次，一些地方一旦晋升为世界遗产地，突然之间来了大量的游客，当地经济被冲击得很厉害。地方政府、当地民众，缺乏长远的行为和规划，“短期行为”贻害无穷。

　　第三个问题是，缺乏规划发展管理的一整套的能力建设。这一方面非常薄弱，对于旅游管理、旅游规划的人来说，这一整套的能力建设尤其需要加强。

　　第四，各个利益相关方缺乏对话。比如旅游部门需要获取利润，需要赚钱；而世界遗产保护的单位以保护世界遗产为主，要立足于保护它的文化价值、自然价值。一个要“保”，一个要“用”，以前常常没有沟通和对话的渠道。从机制上、法律上，都缺乏这样一种沟通的模式。

　　最后，每个地方的文脉，地脉不同，价值体系是不一样的，但是“世界遗产”是一个国际性的框架，而一个地方一旦被列为世界遗产，就避免不了会受到带着不同价值观的人们的评判。世界遗产要符合谁的价值观？这是遗产“全球化”后，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国内遗产地纪念品大多是批发来的

　　韩锋指出，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在法国卢瓦尔河谷，人们于品酒中，能体验到一种对文化的传承和记忆。但在中国，一些遗产旅游地，遗产经济并没有契合当地遗产主题，旅游主题也没有紧扣遗产的主题——各个相关利益方还存在相互分离的状态。

　　在中国遗产旅游地，会发现所谓的“旅游纪念品”大多数是批发来的，有时候甚至“全国各地都一样”。韩锋认为，遗产经济可以好好挖掘，围绕遗产本身的价值，可以推出很多遗产旅游的“纪念品”，而这些纪念品进入市场，也就带上了文化品质和文化标识。

　　张凌云指出，一些遗产旅游地，经过商业化包装以后，一些活的文化就没有了。他希望能够鼓励当地社区、村民恢复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现在在一些遗产地，很少看到中国传统手工制作的物件了，其实以手工工艺制品作为旅游纪念品，通过这种方式把传统手艺恢复起来，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张凌云建议，可以引进半机械化、机械化的设备，而且劳动强度可以低一些，但是最好能够将技艺恢复起来，传统不能丢。

　　游客拍照可以拍出“平面”的世界遗产，但却拍不出里面的生活。在一些遗产地，不能满足于保护老建筑，也要保留一些农产品加工，农业文化。要梳理这一区域传统生活的肌理。

　　如果在遗产地购买的土特产，在北京也能买得到，又有什么吸引力呢？在瑞士，很多手表作坊仍是在进行纯手工制作。而欧洲一些家庭工坊做出的东西之所以独一无二，也是因为有自己祖传的配方。而作坊主都很愿意为游客进行义务讲解，因为可以“显摆”自己家的秘诀和技艺，而我国的遗产地也可以效仿这样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