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文化课老师忆：文革中林彪夫妇大肆搜刮珍稀文物

（叶群与林彪，图片来源：资料图）

“文革”一开始我就因写过一些杂文而被打成“三反分子”，被隔离审查，大会小会批斗。後来根据所谓“团结教育大多数”的方针，他们认为我“认罪态度较好”，又经一次“沈痛检讨”和“群众批判”才得到“解放”。

1968年2月1日深夜，一位青年军官对我说：“你是官副处长吧陈主任请你去一下。”“文革”期间，在空军机关大院，谁都知道所谓陈主任就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的老婆陈绥圻。她是吴办主任，凡找吴法宪办的事，都得首先经过她。

陈绥圻一听说我到了，立即招呼我进客厅，她说：“军委办事组的首长要请你去谈谈。现在就去吧，车子已经准备好了。”陈绥新指着带我来的年轻军官说：“这是小周同志，他送你去。”

车开出空军大院，往城里方向驶去。到一座旧楼前停下了。後来我才知道，这里就是毛家湾。门口黑洞洞的，我发现漆黑的过道里站满了肩挂长枪腰挎短枪的双枪战士，个个默默地盯着我。小周点了点头一直带我向里走，到了一座大房子门前，他轻轻推开门示意我进去。我立即觉到了刺眼的灯光。在书柜旁站着一位个子不高披一件毛料军上衣正在翻书的女同志。敬过礼，小周回过头来对我说：“这是叶主任”

叶群说：“我们现在担任的工作跟我们现有的知识很不适应。我和首长（从这天开始我知道这是这里对林彪的专称）都是爱学习的，但过去一天到晚忙着打仗，现在又一天到晚忙得要死，很难有时间坐下来看书。毛主席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经常问我们在看什麽书，嘱咐我们要挤时间学习，我们自己也很着急啊可就是时间太少。听说你对文史很有兴趣，请你来帮我们看书学习，你看了书就简明扼要地给我们讲一讲。都讲，我们受不了，没有那麽多时间。你就像搞压缩饼乾似的，把一本书概括成很少的几句话讲给我们，既让我们学到了东西又节省了时间，你看怎麽样”

她又说：“要注意，在这里做事，不论听到什麽，看到什麽，交给你什麽工作，出去都不能讲。比如这里让你找什麽书，一讲，人家说首长在看什麽书，就会一窝蜂都去找这本书，就成问题了”

我了解了一下毛家湾过去讲课的情况，我也仿照前人把要讲的内容画成一张图表，我在同一张纸上，把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古国、印度河与黄河流域的古代国家，以及古希腊、罗马等国的地理位置、气候状况、存亡时间、古文字以及社会特征等，写在各自的位置上，并准备了这些国家的主要政治家、哲学家、作家、重大事件，以及史学方面的一些重要争论，如荷马到底有无其人等等，简明扼要地注上。

大约过了半个来月，林彪的学习秘书李春生来找我说：“主任问你准备得怎麽样了今天能不能先简单地讲一讲”我说可以，就带好材料跟他来到小客厅。

叶群站在那里显然不准备长时间听，只不过试听一下而已。桌子很小，放不下图表，她说：“就铺在地上吧”李秘书帮我铺在地毯上。我指着图表大致介绍了这些古老国家的情况。她指着图上的国家问，现在这里是什麽国家我就告诉她是伊拉克、黎巴嫩等，如果这也算一堂课的话，这堂课也就上了十几分锺。

第二堂课时间较长。秘书反映叶群相当满意。

好景如昙花一现，我的第三节课就“砸了锅”。那天我讲波斯帝国的普鲁士东征西伐征服了许多强大的国家，但在入侵马萨盖特部落时，却被他瞧不起的一个部落女王打败了。女王在战场上找到普鲁士的屍体，把脑袋割下来，扔进一个盛满鲜血的皮口袋里说：“像所说的那样，我用鲜血喂饱你”我本想借这个事实说明即使一个弱小民族，只要团结起来勇敢战斗，同样可以打败强大的敌人。我正讲得起劲，发现叶群把眼闭上了。我犹疑了一下，继续讲，她摆了摆手示意我不要讲了，我停下来，她把材料往桌上一扔，说：“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不知道为什麽她不满意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退了出来。

之後，郭秘书在路上遇见我，装做很不经意的样子说：“以後处长给主任讲课，就讲讲对工作有借鉴作用的就行了。什麽打呀、杀呀、血呀的，就别讲了。”李秘书也对我讲了类似的话。後来我才知道，原来她跟林彪刚到东北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经派特务来到东北要暗杀林彪，她连续几夜做噩梦梦见林彪被杀，浑身是血、满地是血，她屡屡吓醒，浑身冷汗。从那以後，她就听不得“血”字了。

过了好一阵子没人再找我讲课了，也没人让我走。一天，李秘书突然来找，说：“听说处长对中外文学很熟悉，主任想请处长给介绍介绍，先介绍中国的吧”看来叶群已早有打算，李让我先介绍《红楼梦》，并讲了具体要求。後来，说我介绍得很好，又让我介绍《三国演义》，并找了一个字写得很好的战士专门抄写我准备的材料上送。後来，又让我介绍外国文学史与代表作。

我当时认为自己是在帮助“无产阶级司令部”学习的，所以十分尽力。但从我自己的观察和从秘书们的只言片语中，我了解了，叶群找我们这些“秀才”来，主要是为了“装饰”自己。她在毛泽东那里和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常听到谈起一些名言典故，她不懂就赶快回来找人查出处、查含义。听到谁谈起某某书，她也赶快叫找这本书，私下做点准备，她是怕插不上嘴显得没文化。偶尔听了几次我们的课，记住一点，遇上合适机会，她也可以甩上两句，显示自己并非等闲之辈。

不久，她的兴趣又转移到文物上了。原来，“文革”期间抄了许多所谓“黑帮”、“牛鬼蛇神”的家，抄出许多贵重文物，胡乱堆在几个大库房里。康生对这些东西最有兴趣，他曾交待过文物处的同志，某某家的东西一“出来”要很快通知他。康生拿，陈伯达也拿，叶群也要拿。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和另外两个同志的头上并命我牵头。我说我对文物一窍不通，她说没关系，有“老夫子”（陈伯达）帮忙，并让我改名冒充陈伯达处的人。

这可真让我开了眼那些文物都是我没见过的稀世珍宝。有一天，我一进屋，工作人员就拿出两个大轴字卷，悄悄告诉我这可是好东西。打开一看，一幅是毛主席手书白居易《琵琶行》，一幅是唐朝褚遂良的真迹。我问这件东西值多少钱，工作人员说：“都破四旧了，还有什麽价”我说“文革”前呢他说：“总得上万吧”

他还告诉我，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也可惜了，应当放在恒温室里才能免遭损坏。东西是拿回来了，但从此也引起我深深的不安。毛家湾也没有合适的保管条件，万一将这些东西糟蹋了，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我认为不该拿这些东西，就把我的想法跟军委办公厅来的一位同志讲了。没几天，林秘书突然通知我们帮助工作的同志谈话，说要修房子，地方不够住了，让我们先回原单位，当天上午就走。我说，把手头需要交待的交待完就走，上午来不及了，吃完午饭就走。事後得知，真让走的，只有我一个。

当时我有种灰溜溜的感觉。既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错误，又怕回去挨整。一直到过了“9·13”十几年後我遇到了林豆豆，才揭开我离开林办的谜———她告诉我，审查期间，空军政委高厚良曾叫她交代官伟勋为什麽离开毛家湾的，她说，就是因为我流露了对叶群拿文物的不满，有人汇报了，叶群火了，才下令叫我立即离开的啊，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