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流失文物先要摸清底子

 

近期，英国某拍卖公司拍卖两件圆明园流失文物的消息遭到我国民众的不满，并最终使拍卖行和收藏者主动停止拍卖活动。我国流失海外文物数量巨大，国家和民间保护、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行动从未停止，今年9月15日，《中国甲午战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编成66年之后首度公开出版发行，公众对海外文物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然而，即使对海外文物精研阐微的学者也不能说出其准确数目，“数以百万计”、“几百万件”、“千万件”成为报道中描述中国流失海外文物数量的模糊用词。中国流失海外文物追索道路艰辛、漫长，“摸清家底”是其第一步。

初步记录 目录、图录的整理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有两次文物外流高潮，第一次是西方列强侵略时，发生在战争中的抢夺以及各种以考察名义的掠夺。第二次是近30年来文物的非法盗掘和走私活动。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在接受采访时悲痛地说：“中国流失海外文物难以计数。国外大型博物馆哪个没有中国文物？！”

目录、图录的整理和出版是学界对流失海外文物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就意识到流失海外文物的问题。历史学家向达曾到国外抄写文物目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王世襄曾参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的文物；谢辰生的《中国甲午战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也编写于此时。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郑振铎曾到国外了解流失文物的情况。《文物》杂志1950年第11期刊登《美帝掠夺我国文物罪行一斑》及一组文章，其中包括书画鉴定家王世襄对流失美国绘画的介绍、青铜器研究专家陈梦家对流失美国青铜器的研究概况，以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多年的王重民对美国各大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的记述。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再次认识到文物流失海外状况的严重性，并产生了一批图录。20世纪80年代，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林树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入手，主编了《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8卷本、《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3卷本和《海外藏中国历代书法》3卷本。目前，87岁的林树中正在组织编写6卷本《海外藏中国历代工艺》。《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副主编、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沈俐认为，国外藏有大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补充甚至改写了中国美术史，也为摸清流失海外文物的情况做了基础性工作。除艺术史对流失文物的关注之外，从文物角度出版的著述主要有《国宝春秋》（青铜器卷、碑帖卷），图录有《流失海外的国宝》等。

立体还原 文物流失史的建构

整体上看，中国早期对流失海外文物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抄写目录、整理图片和出版图录。零散的调查和不成体系的初步研究状况让一些学者认识到其中的局限和不足。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罗宏才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流失出去，怎么流失出去，流失的动机、原委等等，很多问题都是一笔糊涂账，必须搞清楚，这个工作要赶快做，否则，随着一些知情者的相继辞世，损失将是巨大的！”他认为，追索文物，要先弄清楚当时的历史背景，摸清历史才能按图索骥，为追索文物提供依据。

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还在陕西文物部门工作的罗宏才就决定以一件、一组文物的流散为线索摸清西安流失文物的来龙去脉。他先把重心放在诸如昭陵六骏、宝庆寺华塔、任家村窖藏等组套文物流失史上，在研究中，一条条线索交织起来，也把他引向其他地区。罗宏才成为了一个“文物密探”，靠两条腿、一辆自行车、一个水壶，自费搜寻资料，对接、缀合古董商、收藏家与流失文物之间的流转关系。随着视野的扩大，他从西安文物市场逐渐放眼陕西流失文物状况。近年来，他将研究区域扩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地以及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国，期望建构中国首部文物流变史。目前，他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艺术市场史研究”，其中许多版块将涉及流失海外文物， “点—线—网—区”调查模式的探索和区域信息的拼合将勾画出历史的时空框架。他认为：“我们现在应摸清家底，弄清其中真实原委，不应把注意力放在个别文物上，应该做系统的整理、缀合与分析研究，这对以后制定政策，保护、交流都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他希望国家能成立专门机构，建立智库，一代人或几代人持之以恒地把资料整理起来，“流失海外文物资料的整理和数字化、国际化，应作为国家的一项文化工程来做，并集中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将传统田野调查方法和不断增进的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彻底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个案突破 重点文物追索的实践

民间力量是海外文物追索的重要力量。保利艺术博物馆与一些企业家曾通过拍卖和购买的方式赎回一些重要文物，如圆明园牛首、猴首、虎首等。但这种方式也曾引起广泛争议，更合理、有效的思路有待拓展。

海外华人是民间促使海外文物回流的一支活跃力量。2006年，在海外华人的资助下，中国被劫文物追索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07年，美国华人也在海外成立海外流失中华文物研究会。目前，这两个组织都以“昭陵六骏”中流失美国的“两骏”——飒露紫、拳毛騧的追回为目标开展工作。在长期的交涉中，美国博物馆以当时“购买”的发票和往来的信件证明“两骏”来源的“合法性”，这成为我国追讨“两骏”的最大障碍。对于这些组织的工作，罗宏才认为：“因为研究不到位，力量很小。”研究会的工作主要有两位华人在做，他们虽饱含爱国热情与对中华文物的喜爱之情，但对于学术却不甚了解，追索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幸运的是，一些学者学术研究的参与给民间组织的工作带来了希望。曾为海外流失中华文物研究会中文网站的开通提供过资金支持的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为追索“两骏”做了大量工作。目前，陈文平已找到“两骏”走私出境时古董公司的电报和往来信件，揭示了文物倒卖者为躲避海关而做的“万全计策”，甚至有若被海关扣押时将如何交涉的计划。这些档案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美国博物馆“购买”的“两骏”是赃物，不受法律保护。另外，在法律层面，学者们在1914年的政府文件和上海《申报》上找到了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令”，上面明确规定国有文物不允许出境，这为“两骏”的追索找到了法律依据。陈文平表示，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公布他掌握的证据。他认为，“两骏”的资料整理、研究和交涉的经过将成为追索文物的宝贵经验，若成功，将为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海外流失文物不可计数，流失历史错综复杂，追索工作耗时费力，追索的环境也是多样的，我们应客观对待，一方面要利用国际舆论，另一方面要按照程序，有理有力地开展工作。对此，谢辰生认为：“首先要摸清情况，对海外文物进行摸底，搞一次海外中国文物的普查。依法、有步骤地追索文物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以摸清海外文物的详细信息为基础，结合学术研究及重点文物的追索，文物回流之路将逐步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