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困境重重

本月17日，法国艾德拍卖行以112万欧元（约合92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含佣金）拍出一枚乾隆“御书房鉴藏宝”玉玺。

就在上个月，英国邦瀚斯拍卖行迫于压力，决定不再拍卖被英国军官从圆明园掠夺的“清嘉庆白玉镂雕凤纹长宜子孙牌”和“清乾隆青玉雕仿古兽面纹提梁卣”。

每一次非法流失的中国珍贵文物在海外拍卖，都会引起中国公众的广泛关注、愤慨和谴责，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然而追索工作目前尚有难以逾越的法律和操作障碍，因而显得困难重重。

国家文物局重申立场，谴责此次拍卖

这件玉玺拍出后，国家文物局新闻官员明确表示：对于任何确认为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保留追索权利，希望外国有关机构认真遵守相关国际公约。

资料显示，这枚和田玉御玺长4.45厘米、宽3厘米、高2厘米，呈椭圆形，为清高宗乾隆帝、仁宗嘉庆帝使用的“御书房鉴藏宝”玉玺，采用回首母子螭龙扣设计，玺上螭龙接近螭虎形，为秦始皇刻传国玺以来中国帝王宝玺常见钮式。玺文曰：“御书房鉴藏宝”。中国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帝后玺印谱》对这枚玉玺有记载。

此前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国宝工程公益基金曾表示，反对拍卖流失文物，希望撤拍。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主席高美斯也与艾德拍卖行接洽商谈撤拍事宜，但没有成功。

一位不愿具名的圆明园管理处人员表示，文物流散主要有三个时期，最早是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其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三是晚清溥仪在满洲里时期。该玉玺很有可能是英法联军1860年自圆明园掠夺走的文物。

该人士认为，与圆明园兽首拍卖一样，这次玉玺拍卖又利用中国人爱国心哄抬价格，“现在国际拍卖一说到圆明园，一说到中国流失文物，价格就上去了。像鼠首兔首，实际价值也就三四十万元，但被文物贩子利用中国人的爱国心炒到上亿元。这枚玉玺也是同样的问题。”

流失过程存疑，目前尚难追索

从现有信息看，这枚玉玺是如何流失到海外的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上述圆明园管理人员指出，被英法联军掠夺的最有价值的中国文物并不会出现在拍卖场上，“法国把掠夺来的最具文物价值的珍宝藏在枫丹白露宫中国馆，英国则藏在大英博物馆，能进拍卖场的都很一般。”另外，拍卖行提供的资料中，并没有列出这件拍品的传承资料，只介绍这枚玉玺自19世纪末便被一个法国家族收藏。

兽首事件中“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首席律师刘洋表示，每次出现流失文物，他的小组都会进行课题研究，探讨追索成功的把握性，如果胜诉可能在60%以上，就会采取行动，但对于此次玉玺拍卖，他表示不会采取法律行动。

追讨流失文物之所以困难，在于没有法律约束。“国内法律在海外没有效力，而国际上《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法国和很多文物流入国一样，并没有在上面签字。”刘洋说，此次事件的难点还在于，一是没有证明此系圆明园被盗文物的铁证，没有买方卖方的直接陈述证明来源。“有可能是赠送、赏赐，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一定是被盗。”二是玉玺是动产，与当年兽首作为不动产的附带物又不同。“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但动产则是适用持有人所在地的法律，法国的国内法，有对追索时效的规定，对我们是不利的。”

圆明园文物，成海外拍卖炒作噱头

无论是邦瀚斯还是艾德，再加上此前拍卖兽首的佳士得，引发轩然大波的拍品都是圆明园流失文物。

刘洋认为，很多国家的拍卖企业似乎把中国的圆明园文物做成了一个知名品牌，通过炒作，很多时候都可以达到超过他们预期的效果，也就是更高的市场回报。与之相对应，我国追索和讨还流失文物却很困难，对于国外圆明园文物持有者、拍卖企业的威胁太小，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成本几乎等于零。

据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起一项调查，统计数字表明，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现存于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的就有167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更是博物馆藏数量的数倍。

从近几年外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情况看，圆明园流失文物上拍已不是一两次。2000年，圆明园流出的12生肖兽首铜像中的牛首、猴首、虎首和一件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就曾现身佳士得和苏富比在香港举办的春拍上，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以总价3000万港元购得3件兽首铜像，北京市文物公司则以1900万港元购得套瓶；2007年，香港苏富比欲拍卖圆明园马首铜像，并打出了“八国联军圆明园遗物”专拍的刺激性标题，最终澳门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在拍卖举行前以6910万元港元将其购得并捐赠国家；2009年，一枚原藏于圆明园的乾隆“九州清晏”宝玺现身法国的一场拍卖会，一位华人以168万欧元购得。

文博界有一个共识，大多数现身拍场的流失海外文物的价值远低于拍卖价，尤其是圆明园铜兽首的价值远没有这么高，都是被人为抬高的。而之所以中国文物不断拍出天价，正是外国人利用中国人的爱国心理，趁机抬高中国艺术品价格。

国内国际法难对接，追索面临尴尬

2010年，圆明园管理处在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之际，曾向全球发出抵制文物拍卖的倡议书，但两年以来，圆明园流失文物多次现身各大拍卖行，倡议书实际已变成一张废纸。

国内法鞭长莫及，国际法没有意义，中国文物监管面临的还不仅仅是这两种困境，还有更多的尴尬。

一是若强力介入，不管是通过政府交涉、舆论挞伐甚至是法治维权，从以往的经验看都收效甚微。而且，拍卖行也希望中国方面维权，以圆明园铜兽首为例，由于拍卖前中方的抗议，无形中给这些拍品做了免费广告。

二是海外拍卖公司借助中国扬名。明知拍卖圆明园文物会激怒中国，拍卖公司仍一意孤行，乃项庄舞剑，意在扬名。

刘洋建议我国成立专门机构，整合政府和民间力量，将追索中国文物投入到一种实质性的工作中。利用1995年6月24日签订于罗马的《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的实施细则，来进行正规的追索行动。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是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法律事件并不都是程式化的，需要我们不断去变通、不断去研究新的动向，来应对这种针对中国文物的拍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