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的民间文保者

在广州，有这样一群组织——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他们“暴走”于大街小巷，打捞那些在岁月中沉浮的瑰宝，为尚未得到妥善保护的历史建筑继续发声。掀起了一股保护旧建筑的热潮。

刘伟伦（中）打量着老房子的外观。

两年前，刘伟伦初次在广州见到一幢两层楼房，很有种“惊艳”的感觉。

这幢楼房位于沙凤村一条窄巷边，被当地居民近年盖起来的新房所包围。如果不是有心人，可能很难向毫无光彩的它投去半点目光。但楼房二层阳台上的几根“罗马柱”，却瞬间让他停驻脚步，决心进屋探查一番。

作为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刘伟伦不时流露出对老建筑的痴迷。平日里，他在广州某职业院校宣传部门工作，可一到节假日，他会花上大把时间，端起相机在广州城里的老街上游走。

保住老房子

当下的大多数中国城市，无数的塔吊和挖土机就像手法娴熟的魔术师——黯淡的老房子，被鲜艳时尚的现代建筑取而代之。身居“一线城市”的广州自然也不例外

当刘伟伦进入沙凤村这幢楼房加砌的侧楼，在阴暗的楼道里拾阶而上，他果然见到了更值得赞叹的屋内景象。

光线从窗口、阳台以及屋顶的几块玻璃瓦片中投到木地板上，这是利用建筑外观设计的采光系统；每个房间的门框上，装饰着精致的徽雕，有的是中国山水，有的是西洋静物；中央大厅两侧则由方形罗马柱支撑……

只不过，这种中西结合的广州民国老楼，已经被岁月冲蚀去了不少美丽：房梁上的书法和国画已是模糊一片，阳台上的护栏显然已经是后人用水泥改造过的……

这里如今住着湖南来的建筑工人，屋内散乱地搭着的几顶灰黄的帐子。地板上，生活垃圾和各种杂物堆放在一起，楼内发了霉的古旧气息有些呛鼻。工人们只求在此躲避风雨，睡个安稳觉，对老楼不感兴趣，也不以为然。街坊四邻也不知道楼的主人身在何方，只给刘伟伦“好像在香港”这样的模糊回答。

但刘伟伦并不死心。

他请来了当地媒体的记者，希望老楼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最好是能够保住。”刘伟伦说。但他和会员们心里都明白，这并不容易。

当下的大多数中国城市，无数的塔吊和挖土机就像手法娴熟的魔术师——黯淡的老房子，被鲜艳时尚的现代建筑取而代之。身居“一线城市”的广州自然也不例外。

今年4月，刘伟伦发起成立了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这是一个在其他几个与“发现”、“暴走”等有关团体上发展起来的民间组织，其诞生也投射出会员们的心路历程：原本是想定期来一场徒步旅行，寻找广州不为人知的美景，最后“上升到了文物保护的高度”。事实上，绝大部分他们试图保护的老建筑，并非真正的“文物”，而是历史建筑。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大多数会员都是广州本地人，对这座城市再熟悉不过。但在不少人眼中，广州渐渐失去了原先的韵味。这种韵味，是存在于老广州们的记忆中的，关乎这座城市的历史。

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广州曾在清朝实施“闭关锁国”政策时，就成为了国际贸易的“特区”。著名的“十三行”(清代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广东十三行等。)也由此而来。

在这种背景下，广州的建筑呈现出别样的风貌。不仅有适应多变天气的骑楼，还有体现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小洋楼，或者干脆是典型的欧式建筑。有建筑学家认为，真正的广州“岭南派建筑”，能反映出广州人的性格特点：“存旧创新、求实、求变、不张扬”。

“老房子，意味着里面有故事，有历史。”对刘伟伦来说，它们或许像是装着老城的容器。他内心很反感时下流行于中国城市的“仿古一条街”，他觉得那些建筑光鲜亮丽，却“没有灵魂”。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仿古街”投入的那些资金还不够修复那些老房子，但是经济回报却快得多。

“三无”协会的心愿

进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那些，无疑是最幸运的。而刘伟伦们发现，在广州，还有不少散落在名单之外的优秀建筑，却得不到法律的庇护

刘伟伦生长在广州，祖辈曾远渡重洋，赴巴西经商，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家。和老人们有着相似的轨迹，他年轻时四处旅行，但走南闯北之后，还是心定广州。

这使得他有更多时间，细细地品味这座城市。也让他最终萌生出一种“保护老建筑”的使命感。而这，也是他创立协会的初衷。

据刘伟伦统计，协会已经拥有一千多名“会员”。其中，既有都市白领，也不乏在校大学生。不过，相比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团法人，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仍然是一个松散的网络。

因为不收会费，也未得到任何渠道的赞助，协会没有资金支持。加之缺乏固定的办公人员，也没有哪怕只有一平方米的办公场地，这使得处于“三无”状态中的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暂时也无法成为社团法人。

但这却并不影响会员们的热情。

节假日，刘伟伦和他的会员们的活动之一，便是走访广州老城的各个角落，发现那些被人们遗忘的老建筑。大家把这一活动称为“扫街”。

除了“扫街”，会员们还需要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并访问老建筑附近的居民，试图还原出隐藏在老房子里的故事。刘伟伦把这个过程称为“口述历史”。老街坊和养老院里的老人们，常成为协会“口述历史”活动中的讲述者。

结束了线下的活动，会员们在QQ群、论坛中分享各自的发现与心得。近一段时间，最令刘伟伦心痛的是，看到群里的人总是在说，“哪里哪里的老建筑又被拆掉了”。

几乎在每个会员的记忆里，都有一幢难忘的老建筑最终难逃消失命运。刘伟伦也是如此。那是一个高而独立的旋转梯，修建在一棵苍翠大树旁。这奇特的景象，成为他童年的难忘画面。

并非所有具备一定历史价值的老房子都能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进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那些，无疑是最幸运的。而刘伟伦们发现，在广州，还有不少散落在名单之外的优秀建筑，却得不到法律的庇护。

2008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明确了历史建筑的定义，即“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依据该条例，虽然历史建筑并不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但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比如，严禁刻画涂污，否则违法者会被处以相应罚款。

事实上，在此条例实施前后，上海、武汉、天津、杭州各省市或已经有了当地的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或纷纷跟进，将本地历史建筑的保护制度进一步细化。

今年3月，广州也传出消息，其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迈进一步。除了广州市规划局设立了“名城委”，将重要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列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之一，历时9年编制的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将于今年修订完成。一份经过普查后的历史建筑保护名录会随之出台。

但刘伟伦却并不看好这份名录。

等不了的“时差”

老房子的主人，有时并不认为，自己的房产有被政府保护起来的必要。相反，如果拆除老屋，很可能还能收到一笔不菲的拆迁补偿款。这笔钱，足够让他们告别老房里的生活，住进设施齐全的高楼大厦里

有广州文保官员私下向他透露，依据目前的普查情况来看，名单上的历史建筑恐怕比预计的要多得多。这虽然是个让人多少有些“惊喜”的消息，却成为文保部门的难题：“哪有这么多钱来保护这些建筑？”

与文保部门打了不少交道的刘伟伦深有体会：“文保部门不是强势部门。他们人手少，工作量大，资金也确实是个问题。”相比之下，规划部门，才真正“掌握实权”。可成立不久的民间文物保护协会，又缺乏与之沟通的渠道。

而对于刘伟伦而言，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在这份名单出来之前，那些具有历史建筑资格的老房子的处境。

在尴尬的时差面前，很多老房子恐怕难逃劫数。应元路的学海堂、南华西的八和会馆早已被新事物所取代，而菜园西的李宗仁秘书的阴阳眼洋楼、一代才子秦萼生的故居也面临消失的危险。

就在第三次探访沙凤村那幢民国老楼时，自称十几年前花了30万元买下这幢老楼的高姓男子向刘伟伦诉苦，自己早就想把房子拆了，只不过苦于资金不够。

“要是手里有200万元，我马上把这铲平了，盖高楼。”高姓男子说。根据他的描述，沙凤村以前的老房子数不胜数，但近些年逐渐被新房所取代。他居住的这幢老楼，可谓是民居中的“仅存硕果”。

“你的房子很有价值的。”刘伟伦试图劝对方打消“拆楼”的念头。

“嗨……”对方摆摆手，撇过头去，似乎听不进去这样的话。

刘伟伦见多了诸如高姓男子的这种态度。事实上，尽管有不少市民对刘伟伦和会员们的做法表示支持，“认为老房子拆掉了太可惜”，但反对的声音也同样存在。

老房子的主人，有时并不认为，自己的房产有被政府保护起来的必要。相反，如果拆除老屋，很可能还能收到一笔不菲的拆迁补偿款。这笔钱，足够让他们告别老房里的生活，住进设施齐全的高楼大厦里。

刘伟伦就曾在好不容易进到一幢面临拆迁的老房子后，又被住户硬生生地赶了出来：“我这个房子不需要被保护……”

“老房子往往产权复杂。”这是刘伟伦的经验之谈。因此，如果要将这些房子纳入保护范围，房东间的协商也非常重要。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汤国华认为，政府应借鉴香港经验保护民间产权的历史建筑。在香港，享有历史建筑产权的私人可以在建筑破损时向政府申请保护经费。平时，政府不用投入太多资金。

“民意很重要”

“媒体力量是最大的，写报告写信给政府部门，效果反倒不明显。”

但就保护历史建筑而言，广州也并非没有成功案例。

2009年8月，人们在广州市房管局发布的拆迁公告中发现，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红园”名列其中。“红园”楼高两层，屋顶采用广州少见的“大斜坡”式设计。有资料显示，这是民国时期广州首批示范性的居住小区的经典住宅典范，也是广州地区少有的具有英国乡村风格的别墅洋房，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

而之所以拆掉“红园”，是为了扩建其旁边的中学食堂。这一消息很快在广州市民中掀起波澜。很多人认为，这是难得的历史建筑，不应该被拆掉。

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当时还并未成立。但不少会员当时参加了在“红园”前签名的活动，试图改变这幢老房子的命运。

不少媒体也加入到“红园”保卫之中。最终，在多方的呼吁下，“留住‘红园’”的声音越来越大。最终，不仅“红园”没有被拆掉，还跻身广州市越秀区文物保护单位。

刘伟伦对于“红园”的命运转折印象深刻。这也令他受到启发：“媒体力量是最大的，写报告写信给政府部门，效果反倒不明显。”不过，他也总结，这多亏了广州政府重视舆论，媒体的报道，很容易形成对政府工作的压力与动力。

在刘伟伦看来，广州的文保部门，是很在乎民间力量的。他曾受邀去文物处与官员交谈，感觉对方“很亲切”，也很重视市民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的意见。

但刘伟伦仍坚持让协会与政府部门“保持距离”。一方面，他希望，协会能够发出独立的，真正来自于民间的声音。另一方面，他说：“不在乎有没有去民政部门注册，而要看注册之后，是否更有利于我们做成事情。”

汤国华认为，民意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中尤为重要。他介绍，在西欧国家，并不存在历史建筑一说，维持老建筑现状，几乎是全民共识。

而目前，广州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走得比较慢”。“不妨借鉴香港经验，大家都认为好的老建筑，暂不允许拆除，留一点时间探讨。出台一个法规不容易，要一步步来。往往这个时候，历史建筑就被拆除了。”他说，“政府还可适当对历史建筑的房主进行一定补偿。”

然而遗憾的是，不管是为老建筑“争取时间”，还是补偿房主，目前都尚无明确法规出台。

在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与佛山类似组织交流的过程中，刘伟伦得知，已经有一些企业加入到文物保护的行列之中。

这在广州，尚且是少见的。

实际上，就全国范围来看，企业投入资金，参与文物保护或历史建筑保护，普遍被认为“吃力不讨好”，因此鲜有先例。

“历史建筑也会发展，在保留其外观同时，内部可以有一定改动，比如安装空调。”汤国华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对历史建筑不应该强求统一，应允许其自然生长。问题在于，规划者的智慧如何指引。”

刘伟伦把他和会员们“扫街”所得的老建筑信息，都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因为长期使用，笔记本的页边都磨毛了。

“我们想给广州市规划局提供一张广州老建筑的分布图。”刘伟伦说。他和会员们希望，在广州城以后的城市规划中，民意能够参与进来。“参考这张分布图，在建新同时，尽量保留城市旧貌。”

刘伟伦并不否认，在保护历史建筑的时候，自己总能找到一种“老广州”情感上的归宿。但在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今天，这种情感上的归宿还能影响多少人，成为了一个问题。

就像沙凤村的那幢老房子，先人的牌位摆在一楼的长桌上，已经无人供奉。回响在孤独老房的，是工人们踩在木地板上的吱呀声、隔壁房间打牌的喧闹声，以及从更远地方传来的机器轰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