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劫文物追索之路的前辈足迹

陈君葆日记手稿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立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着手清查各地文物损失情况，向日本追索被劫文物，在《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在沪影印新出之际，开卷重读，兴味依旧。而有关此事的全部始末，则沈津先生所撰《顾廷龙年谱》中，据谱主生前日记、书信等未刊资料，排比细述，似更具体，且多有“跋”及“前言”未及之细节，因择录其要，并以笔者按语，随附相关参证资料，以见更详。

1994年至1995年间，正在日本庆应大学做访问研究的我，从该校图书馆的开架书库中，第一次偶然看到了《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以下简《文物目录》)的油印之本，即借回住处，时加翻阅。因为那年访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结合当时自己的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实地调研日本公私各家所藏明人诗文集子的珍稀善本，并旁及书画碑帖印谱等。虽赴日之前已有比较充分的“功课”准备，但这样的《文物目录》，无疑还是值得注重的资料。原拟将其全部复印，携之归国，终因卷帙稍多、实在无法平衡其他许多要带回的书籍资料而无奈作罢。然近二十年来，此事却常在心头。如今得沪上中西书局影印新出，开卷重读，兴味依旧。遂摭拾平日所见相关种种，藉以“温故知新”，并分享于世之同好，兼答主事者眼光独到、有功学术之贡献盛举。

一

此《文物目录》的编纂缘起及经过大略，无论是从当年受主编徐森玉先生重托而主成其事的顾廷龙先生的跋语，还是被顾先生记作编录校订出力为多的谢辰生先生给影印本专写的“前言”之中，皆可知其梗概：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特聘各方人士和专家学者，组建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后更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并划定京沪、平津、粤港、武汉、东北等各大区域，分设办事处，清查文物损失情况，追索被劫文物。为配合“清损会”请外交部向远东顾问委员会及盟军驻日总部提出《追偿我国文物意见书》中的主要要求，并作为中国政府向日方提出战争赔偿的交涉依据，急需编此《文物目录》。而“此事在渝时有所酝酿，资料缺乏，工作遂未开展”。于是，作为京沪区负责人之一的徐森玉先生，即坚请当时主持合众图书馆、精通版本文献之学的顾廷龙先生担此重任。在广搜可得资料的同时，“乃延聘吴静安、程天赋、谢辰生诸君，草拟体例，从事编纂，九阅月而蒇事。”而有关此事的全部始末，则沈津先生所撰《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中，据谱主生前日记、书信等未刊资料，排比细述，似更具体，且多有“跋”及“前言”未及之细节，因择录其要，并以笔者按语，随附相关参证资料，以见更详。

(1945年11月18日)致顾颉刚信，谈颉刚存藏图书事，欲参加赴日调查遗失文物团事，云：“……最近悉教部有赴日调查文物之组织，该调查团团长为张道藩，团员徐森玉、贺昌群、向达、伍蠡甫(光建子，任该团英文秘书)、张凤举(任日文秘书)……初，赴日调查团委由森老主持，龙颇欲随往，一开眼界。因敝馆进展财力有限，决不能仿英美；至日本规模，或有可采。钱钟书君为言于森老，森老极赞成。不意改张为首长，且人选由部派定者。惟森老与钱钟书云，此事全由杭立武主管之，渠尚欲为龙设法，已飞笺与杭接洽，尚无回音。公知其详情否？不知究有定额几人？公与杭至交，能一探否？”

笔者按：据当时国民政府1945年10月26日《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报送赴日调查团工作纲要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该调查团“设团长一人，团员四至六人，由本会呈请教育部聘任；另设英日文秘书各一人，职员四人至六人，由会派任”。并附有“赴日调查团团员候圈名单：团长，张道藩。团员：（一）古董：徐鸿宝；（二）古籍：张政烺，向达，贺昌群；（三）字画：朱家济，伍蠡甫；（四）熟悉日本一般收藏情形者：陈乐素，常任侠，庄尚严”。

(1945年12月1日)致顾颉刚信，谈《中国名人传》及颉刚存藏图书事、赴日调查遗失文物事：“……赴日调查文物损失事，森老言此次已定夺，以后尚有机会，容徐图之。龙一时兴奋，遽动漫游之想，今亦淡然矣。”

(1945年12月9日)　徐森玉招茗点，座有吴眉孙、吴谨厂、郑振铎、王以中、陈澄中等。

笔者按：吴谨厂即吴静安

(1946年1月元旦)　访徐森玉，交《海外吉金图目》。

(1946年1月9日)徐森玉邀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帮忙，允之。

（1946年1月13日）金祖同言徐森玉昨夜赴京，渠来专访，适左。据称京中加封之文物，急待处理云。

（1946年2月8日）徐森玉、郑振铎来，拟就教育部清点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司笔札。

（1946年2月27日）徐森玉来，嘱拟《清点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章程》。

（1946年3月6日）午后，应徐森玉招茶点，即以《清点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办事处章程》呈上。

（1946年3月7日）徐森玉来，嘱拟文件，以先生为“清点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办事处”（简称“清点会”）总干事。

（1946年3月8日）赴“清点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办事处”，徐森玉示《亚洲文会损失目录》，清楚整齐。

（1946年3月11日）叶景葵来……先生以协助徐森玉事告之。叶未发一言，盖不以为然也。王以中偕陈叔谅来，叔谅为“清点会”副主任。交文件十二件，又印刷品等。

（1946年3月14日）“清点会”嘱徐森玉编《日本所藏著名文物目录》，先生为拟复信及条例。

（1946年3月18日）徐森玉来，商改“清点会”章程。

（1946年3月20日）改“清点会”章程。

（1946年3月25日）徐森玉偕李济之来。

笔者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夏鼐日记》1946年3月26日条记：“傍晚，李济之先生来，昨日新由渝来沪，将赴日本，参加管制日本委员会，调查文物损失。”

（1946年4月1日）徐森玉交来教育部聘书，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

（1946年4月6日）徐森玉来，约十日下午开“清点会”。

（1946年4月10日）吴静厂招午餐……赴“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46年4月13日）赴虹口上海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开始工作。略坐。

（1946年4月20日）下午，徐森玉偕访陈叔谅先生，复至虹口。

（1946年4月24日）赴“清点会”。

（1946年5月3日）徐森玉来，嘱写信致刘攻芸，询水野洋行所存之古物。

（1946年5月10日）至“清点会”，观《嘉业堂书目》。

（1946年5月17日）徐森玉来，交“清点会”各件。拟《敌伪文物目录》。

（1946年5月26日）赴“清点会”，遇郑振铎、李玄伯、徐森玉。

（1946年5月29日）徐森玉来，言军统所接收文物，均愿交“清点会”接收，即日须赴南京接洽。

（1946年6月10日）为徐森玉致函杭立武。

（1946年6月23日）　徐森玉来，拟后日为“清点会”结束请客。

（1946年6月25日）　应徐森玉约，同赴“老正兴”午餐，座有顾毓琇、柳诒徵、郑振铎、顾峤若、俞庸、李玄伯。

（1947年2月8日）徐森玉电话谓王世襄已到沪，嘱沈锡三往接。锡三因近感不适，由先生陪之同去。接到王世襄后，同至海关后始返。

（1947年2月9日）徐森玉在“合众”候王世襄。

笔者按：据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月版“王世襄自选集”之《锦灰堆》中《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一文所记，王氏此次抵沪，即从日本押运一百零七箱善本书回国。惟其回忆中“到码头接书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孙家晋”。

（1947年3月4日）为“清点会”写信，校《文物目》。

（1947年3月14日）补《日人抗战期中发掘表》。

（1947年3月26日）理《文物目》。

（1947年3月31日）《文物目》理付装订。

（1947年4月2日、3日）校改《文物目》。

（1947年4月5日）再校改《文物目》。

（1947年4月27日）徐森玉、郑振铎来阅《文物目》。此目惟京中张道藩隲其不以物品分类为不佳。徐森玉即作书告其此以备按人提物之资，是宜以人氏为单位。傅斯年、李济之皆赞叹，盖内行也。

此外，《顾廷龙年谱》中所引顾氏与顾颉刚1945至1946年间的通信，还多记顾颉刚追索其抗战中存于北平而被日伪掠走的个人藏书之情形，亦颇见艰辛。其实，当年此类追索，皆非易事。如时主南京蟠龙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事的著名学者柳诒徵先生，曾将其1937年至1947年中为抗战初转移馆藏善本、胜利后又为追索被劫图书及被占馆舍诸事的信札、公文等，汇为《钵山牍存》（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刊印）。从那些当时与朱家骅、杭立武、马衡、蒋复璁、徐森玉等相关人员，以及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江苏省政府、江苏省教育厅等各个机构连篇累牍的信函、报告、呈文，乃至不断编制的馆藏善本损失清单、名贤手札目、善本书存阙清册等各类附件，即可见一斑。而柳诒徵先生信中所述的“清损会”及有关工作人员，也不轻松：

京沪两地组织清点文物委员会，事体繁重，为期孔久。各方面参加之人，大率自备资斧，为公家服务；仅少数人开支旅费，或略赠交通费，或得一餐果腹，而为章程条例所限者，皆只有恪奉命令，以原机关文物之关系，消耗精力日力，兼为其他机关努力清点，不避风雨，致生疾病，医疗之费，亦无所出。此就南京区清点经过，人所共知者也……上海区经费未经公布，南京区经费闻仅限于法币五百万元。际此币值低落之时，所谓五百万者，才抵从前数千元耳。杯水车薪，诚属困难。（1946年5月17日《致朱（家骅）徐（森玉）朱（经农）杭（立武）蒋（复璁）诸公函》）

这样的情形之下，当年顾廷龙、谢辰生等能在九个月中编成如此规模的《文物目录》，其中的辛劳勤苦，似可想见。

顾先生跋语之末，有介绍徐森玉、程天赋（女）两位生平之语，而未及谢辰生、吴静安。因谢先生今早已为人熟知，此稍述吴氏：其名定，号静安（一作谨厂），又号寒匏。擅辞章，能书画，通版本，精鉴赏，富收藏。娶陈师曾女弟子、画家江南蘋（采）为妻。1947年去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裳先生犹多得其旧藏善本之流散者，叹为精整。至顾先生跋中还提到“吴（静安）、程（天赋）二君因事先去”，其中原委，恐已无从知晓。大概当时编目事急，人员“临时抓差”，多非专职，“流动”也算正常。而当年与唐兰先生一起被任命为“清损会”平津区副代表的傅振伦先生，更在其日后的《蒲梢沧桑：九十忆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中，记下了这样的“有名无实”：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以沈兼士为平津教育特派员，下设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自任总代表，我和唐兰为副代表。他先离重庆肖家岩石田小筑双寂寞斋，搭机飞北平。我在北碚交代了修志任务，轻装只身北上。因内战交通阻塞，一路或搭汽车，或坐骡车，或乘船，或步行。经过百日，最后由太原飞故都北平。时清理工作已由唐兰及王世襄结束，乃由北宁铁路出山海关，经过1500里（山海关去京700里，去沈阳800里，俗称“里七外八”），到沈阳中正大学接高亨图书馆馆长之职，兼任历史（系）主任。

从左至右：王世襄、谢辰生、陈君葆

从左至右：徐森玉、柳诒徵和贺昌群

二

王世襄先生当年参加“清损会”的经过情形及主要工作，有其自撰《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长文，记述颇详。而在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收入“王世襄选集”之《锦灰不成堆》，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一文中，又有简要的概括：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教育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损会”），副部长杭立武任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我经马、梁二位推荐，任平津区助理代表，正代表由南京教育部驻京特派员沈兼士先生兼任。我于1945年10月末从重庆回到北京，立即投入调查清理工作。到1947年初，共收回以下七批文物：一、德人杨宁史青铜器，二、收购郭觯斋藏瓷，三、美军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瓷器，四、朱启钤存素堂丝绣，五、溥仪存天津张园保险柜文物，六、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物品，七、从日本东京运回上海善本书一百零七箱。

有关这一百零七箱善本书运回上海的具体经过，王先生在《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中有专章记述，大略为：1946年10月，在其参加的一次“清损会”工作会议上，“讨论去日本开展清理文物工作的步骤与方法”，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南京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时期曾将一批善本书运到香港，在那里编目造册，加盖馆章，然后送去美国，寄存国会图书馆。1941年底，日寇侵占香港，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日寇投降后，无法抵赖劫夺这批书的罪责，经中国驻日代表团清点接收，原箱封好。除十箱存在代表团的库房外，余一百零七箱责成日本文部省负责保管，暂存东京上野公园内。需要运回时，代表团可随时通知文部省，提取运走。”此次会议还决定派王先生以“清损会”专员的名义，赴日清理文物，“在中国驻日代表团第四组（文化教育组）工作，受代表团领导。”王氏遂于1946年12月飞往东京。然到1947年2月，即返回国内。主要原因是在日本仅仅两个月的所见所遇，就觉得“到日本来追偿文物工作至此已感到处处碰壁，寸步难行。呆在此处，空耗时日，不由得想起故宫的工作来”。后几经交涉，终由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同意，让其押运善本书随船回国。由此可知，王世襄先生只是负责将这批已经追回的善本，押运回国，而今影印本《文物目录》前“出版说明”及媒体报道中所称是王氏从日本“追回”之说，似不尽确切。当年任职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屈万里先生，1946年3月20日有致郑振铎先生一函（收入《屈万里书信集·纪念集》，齐鲁书社2002年9月），信中所陈，亦可旁证：

本馆前邮寄香港之图书，已在日本发现。兹因朱世民先生东渡，拟请其携带香港装箱目录，就便查勘，以备收回。查该项目录尚有三十余箱未能钞毕，兹谨托杨全经先生赴沪，继续赶钞，因朱先生行期已迫也。

倒是从王世襄先生文章的自述中，能知其当年也曾受命编制过类似《文物目录》的资料：“1946年春清损会秘书郭志嵩函告，为了今后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要我在北京编一本在日本的中国重要文物目录，注明名称、尺寸、藏处、藏者、材料来源等等。我只得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及《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去辑录。圈出应抄录的文物，由临时工作人员刘荫荣去抄写。”（《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

至于这批善本书的发现，王世襄先生文后“附录二”节引许廷长《民国时期的中央图书馆》（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一文中谓：“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查访，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琇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经与美国占领军协商后，全部运回南京，并查明没有损失。”而本文前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编第三辑“文化”中，有1946年3月28日《外交部办理追还在香港被日劫取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经过致教育部代电（欧35四四九八号）》，也记此事：

教育部公鉴：前准贵部卅五年元月卅一日渝社第六六一九号公函，嘱向有关方面追查在香港被日人劫取我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事，当经分电本部驻香港特派员办事处及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联络参谋办事处专员刘增华追查。去后，兹据刘增华电复，称“日人竹藤峰治等劫取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事，经详加密查，本日在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查得该馆所保管者约二万五千册，因空袭疏散在伊势原者约一万册。业经该管司书官冈田温立有承认字据，惟所装木箱均被启封。至详细书目，周内送来，俟点收后约一月可设法运出”等由，特电请查照为荷。外交部。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战火中为保护内地运港以及在港公家善本、胜利后又协助“清损会”为追索国宝尽心尽力的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先生，在其日记（《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中，记下了他的亲历：

（1946年1月24日）　约二时许，与端纳上尉及三个军官到赤柱去。先提审乐满与江村二人。他们关于图书事均闪烁其词，乐满说他去年一月才到港，故以前事不知；并将事推在神田与岛田人二人身上。江村则说曾听其部长谓书仍留在香港未运走。此二人均不得要领。后提竹藤峰治来，他认识了我了。

（1946年1月25日）　约十点余到海军参谋情报处，约齐了端纳上尉，同到高等法院鞠问竹藤。他承认日人占领香港后曾到港大图书馆多次，但坚不肯认是引领日军来搬运图书的。他说他忘记了冯平山图书馆楼上的一百一十一箱书，他抵赖知情运走图书与把我扣留的事实，并且引为诧异。这老头真可恶，我有些几乎想把他鞭一两下。

（1946年2月16日）　写了信：（1）复杭立武，提议继续进行追查一百一十一箱书办法。

笔者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谢荣滚主编《陈君葆书信集》影印本中，收时任“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致陈氏函，有“关于追查一百一十一箱书籍事，盼费神即为进行”之语。该函日期无年份，但署“三.廿一”。又此书乙篇“护书之光”收录当年杭立武、蒋复璁、简又文及“清损会”致陈氏及陈氏部分回复等信件共18件，亦可窥陈氏护书、追书情形之一斑。

（1946年6月16日）　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说在东京上野公园发现了一百一拾箱书籍，叙述很详细。他说他发现“整部他自己的书，立刻把它抢回，移到英国大使馆去，全部约千册左右，均拿回，然后离日返美”。他又写到：“同时，除了我自己的书外，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即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把陈君葆信内对这事的纪述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整部图书。但最好陈君也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把详细内容举出，说明什么书曾从港大搬出，则当然能全部取回无疑。请为我多谢陈君，并告诉他那些书是先寄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再从那里移到文部省（Mombushio），更或由文部省转移到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其时约为一九四四年夏季。文部省的Sekiguchi与Tanaka教授均知其事及书之所在。陈君可说我曾在东京目见此各批图书，能够作证”……博是正月十号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二月一号再返美。发现书籍约在一月中至廿日的期间。

三

顾廷龙先生跋语中还特别提到一个人：“全书将成，贺君昌群来沪，书名凡例，共事商定。贺君实在重庆时参与其事者。”贺氏为历史学家，时以中央大学教授身份，受聘为“清损会”委员。今三卷本《贺昌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三卷中，收录其刊于1947年9月3日《大公报》上的专文《抗战中我国文物之损失与近代流落日本之文物》。文前有当时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兼“清损会”副主任委员马衡先生识语：

天津《大公报》于胜利周年纪念日增发特刊，属衡撰文，略述抗战期中我国文物概况。虽已应命，而未遑执笔。适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员、中央大学教授贺昌群先生来平调查，所搜集之各方资料，尤为丰富，因请其草成此篇，转寄《大公报》登载。非敢偷懒，实举贤自代也。马衡附识。

贺氏此文，以史为据，纵论中国近代以来至抗战百余年中，文物屡遭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及战乱损毁之灾，而“自甲午之战以来，吾国所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无微不至，其于吾国文物之巧取豪夺，盖其一端耳”，并以铁的事实，着重历数日寇在1932年“一二八”之役中炸毁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1937年至1945年间，劫掠沦陷区大批公私所藏文物图书等明火执仗之罪恶；以及自晚清以来“挟其帝国主义之经济力，于我国江河南北古文书器物，大事收罗”、巧取豪夺，如清末著名“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陆氏皕宋楼、民初北京“莫里逊文库”所藏的相继东渡，乃至以山中商会为代表的日本古董商人明买暗盗之行径，并通过事实分析，强调：“抗战中吾国私家或个人文物损失之总和，实远较公家为巨……然据教育部清理战区文物损失委员会一年之努力，所得各地私家或个人文物之损失报告，实寥寥无几，其法律上之正确性尚不计焉。吾国将来于和会席上若根据此少数而简单之报告，提出赔偿损失之要求时，则连城之价，可顿变而为数亩买山之钱，能不令人凄然而悲、哑然而笑乎？故从法律上之根据而言，吾国将来提出赔偿损失时，将告失败，换言之，即其赔偿数字与吾国文物损失之确实数字，其差数必相去极远，似可断言。虽然，失败殆无疑乎？吾人于道义上，将以正义之眼直视之……吾人既不能是确实之数字，自难获得相当于此确实数字之赔偿。然则，此项赔偿便可视为虚文乎？或获除少数赔偿而不啻敷衍之乎？此吾人所断难忍受者。”

贺氏此说，大概是有感而发。因为据1947年4月《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结束报告》（收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编第三辑“文化”）第二条“清理文物损失”之第3点“估计文物损失价值”称：“本会原以文物损失不能纯以金钱估值，惟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因其他方面损失均列有价格一项，为求统一，以便赔偿起见，亦请本会估价列入。爰延聘各项文物专家及上海业书肆古玩者，按战前价格逐项论价，严格评定，列为统计，估计损失总价为九百八十八万五千五百四十六元。然对‘北京人’等少数特殊之文物，仍未计价。”其依据则为同书所收《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凡例暨总目表》：

我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凡例

一、本目所列损失材料均系根据本会各区省办事处实地调查所得，以及公私机关个人申请登记、经本会严格审查之文物损失，其他不属文物范围，以及虽系文物而乏证件者，均经审阅后退原处，或转送教育部统计处，及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核办。

二、本目所列损失估价，系由本会延聘文物专家及业书肆及古玩者共同议定，均照失主原报价格削减甚多，并遵行政院指示，各项损失估价，悉依战前标准。

三、本会因文物品名及价值均不相同，若一一叙列，则过繁琐，故本目仅列文物类别及损失估价而以地域分系之，俾便查考与统计。

四、本目根据本会办理文物损失登记办法第四条，专案呈报政府，请转令日本赔偿。

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

书籍

公：二二五三二五二册，另五三六〇种，四一一箱，四四五三八部；叁佰捌拾万肆仟零壹拾肆元。

私：四八八八五六册，另一八三二五种，一六八箱，一二一五部；壹佰贰拾万肆仟柒佰陆拾陆元。

字画

公：一五五四幅，壹拾八万伍仟肆佰玖拾元。

私：一三六一二幅，另一六箱；伍拾伍万伍仟零叁拾伍元。

碑帖

公：四五五件，叁万柒仟壹佰叁拾伍元。

私：八九二二件，壹拾柒万零柒佰陆拾肆元。

古物

公：一七八一八件，壹佰零叁万伍仟捌佰捌拾捌元。

私：八五六七件，另二箱；叁拾壹万捌仟贰佰肆拾陆元。

古迹

公：七〇五处，壹佰陆拾贰万零陆佰元。

私：三六处，陆万伍仟元。

仪器

公：五〇一二件，另六三箱；陆拾贰万陆仟陆佰伍拾捌元。

私：一一〇件，另三箱；肆万零贰拾伍元。

标本

公：一四五八二件，另一二〇四箱；柒万柒仟三佰陆拾玖元。

私：一七九〇四件，壹万伍仟元。

地图

公：一二五件，肆佰捌拾元。

私：五六〇〇三件，壹万叁仟玖佰贰拾陆元。

艺术品

公：    

私：二五〇六件，叁万伍仟肆佰贰拾玖元。

杂件

公：六四八三六八件，陆万伍仟肆佰贰拾玖元。

私：三箱，壹万元。

合计：三六〇七〇七四件，另七四一处，一八七〇箱；玖佰捌拾捌万伍仟伍佰肆拾陆元。

虽然此报告第三部分“待办工作与未结案件”中各条所陈，尚有不少由于种种原因、困难，一时无法统计或实施者，但“九百八十八万五千五百四十六元”这个数字，若比照本文前引柳诒徵先生1946年5月17日《致朱、徐、朱、杭、蒋诸公函》中所称光“清损会”南京区经费，就有五百万元，且“际此币值低落之时，所谓五百万者，才抵从前数千元耳”，则贺氏中心之悲凉，不难理解。贺氏最后指出：

本文结论，以为甲午以前我国流传于日本之古文书器物，开日本千余年之文明，可无论矣。甲午以后，迄于此次抗战，古文书器物为日本所巧取豪夺、流落而东者，我国当依赔偿之条例，尽行收回，以抵偿我抗战中文物之损失。此事理直气壮，当不难堪。问题在我国的地位，今日是否为一名副其实之战胜国？是否国无内乱？国势能蒸蒸日上，则外交席上然后能振振有词。若内乱方酣，国家前途一团漆黑，哀鸿满地，民不聊生，即使日本愿拱手奉还，吾人能得一片干净土安置此等古文书器物于安全之地乎？兴念及此，不禁黯然。

此真一语中的、足警世人之论！君不见，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一书中记当年清废帝溥仪将大批故宫所藏国宝文物，盗携出宫，认贼作父、投靠日寇。至抗战胜利之际，在东北竟遭哄抢，星散四处。而当时军政大员、达官贵人，以及名流藏家、商贾洋人等，多围绕被称为“东北货”的这批国宝文物，“群雄逐鹿”，竞相“猎奇攫取”之乱象，即为最好的例证之一。

国泰民安，文物之幸；世界和平，文物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