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柳州博物馆副馆长刘文：废品堆里翻出国宝文物

今年8月29日，是柳州博物馆副馆长刘文60岁生日。这天，他倾心写作的《柳州历史文化之最》一书付梓出版。从事近40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多次参与古墓、文化遗址发掘考古和柳州文物普查，他有太多记忆与柳州文博发现紧紧相连。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考古研究笔记，也是柳州发掘考古背后的一个个故事。8月30日下午，刘文手捧新书，带着记者“穿越”了柳州3万多年历史。

陌生人叫他扛一个箱子

1972年，刘文20岁。当时，柳州市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三馆合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他是宣传站一名工作人员。一天，刘文在宣传站三楼整理图书，一名中年男子叫住了他。

“他跟我说，‘小伙子，你下到一楼帮我扛一箱东西上来’。”刘文回忆道，他并不认识这名男子，但他听从嘱托，飞快地把放在楼底的一件木箱扛上了三楼。

那年9月份，合并仅半年的三馆再次分离，各自单独办公，刘文被分配到博物馆工作。

他这才知道，叫他帮忙搬箱子的中年男子，便是后来担任柳州博物馆馆长的易光远。那个箱子里装着的，是当年5月在柳州市笔架山上发掘、采集到的动物化石。

博物馆刚刚复馆，急需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事艰苦的文物考古工作。刘文做事踏实，人也灵活精干。他猜想，当年易光远叫他搬箱子，或许是在暗中考察他是否适合干这项工作。

刘文的工作成果很快证明，易馆长挑人的眼光很准。

小伙子发现扶绥古遗址

刘文进博物馆工作第二年，自治区博物馆在广西扶绥县举办文物考古训练班，培训区内市县文化馆、博物馆的人员。刘文是其中一名学员。

培训期间，一次老师带着学员来到扶绥敢造岭一带渡口，开展考古调查。初次接触文物考古，刘文的学习劲头很足。他对照老师教授的知识，沿着河岸仔细查看。看到岸边一处沙地里露出一小截骨头，他很敏感，当即挖出这块骨头，向培训老师汇报。

刘文挖出骨头的河岸边地带，是一处未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4000年前，这里是原始部落的栖息地。这处遗址被命名为扶绥敢造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出土了一批石器、骨针、人体骨骼等珍贵文物，为研究古人类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第一次参与考古调查就收获重大发现，刘文很有成就感。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参与了桂林平乐银山岭战国时期的古墓发掘，以及贵县（今贵港市）火车站附近汉墓和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等文物考古工作。1979年，他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学习，其间，又协助西藏昌都地区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

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常年在外奔波，一顶遮阳帽、一把小铁楸、一管洛阳铲，翻山越岭、掘地探墓，这样的生活刘文不仅不觉得苦累，反而愈来愈热爱。

出土最多人体骸骨化石

柳州史前文化遗存丰富，距今3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1956年，在柳州西南12公里白面山南山腰的白莲洞，发掘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和动物化石；1958年，在距柳州市东南16公里的新兴农场通天岩东北坡，出土了迄今在中国甚至整个东南亚发现最早的现代人代表——柳江人化石。

1979年10月至11月，在自治区博物馆协助下，柳州市博物馆对市境内柳江两岸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在方圆20公里范围内，包括采集的石器点就有17个之多。如1979年11月发掘的兰家村遗址、鹿谷岭遗址和响水遗址，是柳州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

刘文曾参与了1980年对大龙潭鲤鱼嘴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讲起这处遗址的发现，还颇有传奇色彩。那是1980年1月的一天，柳州市博物馆罗秀英和桂林市文物管委会研究石刻的专家谭发胜，在大龙潭调查摩崖石刻。

“在龙潭山南一岩厦处，谭发胜随手抓了一把草下面的土。”刘文说，谭发胜惊奇地发现，手中这把泥土里混有原始人类留下的陶片。谭发胜和罗秀英还发现，覆盖在草下的这处岩厦有螺蛳壳堆积。谭发胜偶然抓起的这一把土，“抓”出了柳州一处史前人类遗址。

当年10月至11月间，柳州市博物馆、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鲤鱼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当时发掘区的面积约60平方米，分两个探方。其中一个探方受岩石影响，未能发掘到底。”经过发掘，鲤鱼嘴遗址出土了人体骸骨化石、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尖状石器、穿孔石器、骨锥、骨针、原始夹砂陶器残片等一批文物。

2003年，柳州鲤鱼嘴遗址再度发掘，基本建立起柳州地区史前文化最基本的发展演化序列。这处遗址，也是刘文《柳州历史文化之最》中所记述的柳州“出土最多人体骸骨化石”的遗址地。

田野考古经历生存考验

文物考古活动要通过田野考古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野外调查、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和编写田野发掘报告，是田野考古的主要内容。这中间的每一道环节，对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无异于一次次生存考验。

1974年夏天，与柳州市博物馆几位同事调查都乐公园内南蛇洞所经历的一次生死险情，让刘文终身难忘。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开始进洞考察。”当时考古设备简陋，几名考古队员进洞时用的照明，除了一把手电筒，仅有一只打气烧煤油的汽灯。这是大家第一次进行洞穴调查，谁也没有经验，所以进洞时没有作任何标记。

“越往里走，汽灯就越暗，我们在里面呆了多久也不知道。”刘文回忆说，先是手电筒光线开始变暗，后来汽灯也慢慢地灭了，“到最后，怎么打气点火，汽灯都亮不起来”。洞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山洞里地形复杂，一不小心，掉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为安全起见，大家彼此间保持大约1米的距离，转身就可以相互碰着。每个人都小心地摸着旁边石壁，寻找出洞的路。那天下午4时多，考古队员终于摸出洞外，逃离了险境。

1982年和1983年，刘文两次参加柳州九头山村汉墓考古发掘。秋冬时节，荒郊野外寒风瑟瑟。为保护刚刚出土的文物，到了夜晚，考古队员就在古墓旁支起竹竿，挂上一块帆布，和衣睡在古墓边。“晚上北风呼呼地吹，人人难以入眠。”刘文回忆说。

“早出晚归白莲洞，中午饭菜自带去。抓把干草煮一顿，八二工作十余天。”“蹲在洞内有三天，洞里潮湿泥又烂。绘制洞内平面图，站坐不是仍坚持。三日工作尤辛苦，洞内漆黑拿手电。”

每次参加发掘考古后，刘文总是兴致勃发地写下诗句，记录现场所见所感。上面两段诗句，分别反映了刘文1982年参加白莲洞遗址考古发掘，以及1999年在柳江人遗址采集标本及绘制岩洞平面图的工作状态，个中艰苦可见一斑。

废品堆里翻出国宝文物

现今，柳州博物馆收藏着青铜、陶瓷、书画、金银器等独具柳州地方特征的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文物所处时期的社会历史及工艺水平。这些文物藏品的发现背后，各有传奇故事。

柳州博物馆藏有全国罕见的完整的青铜角形器，刘文津津乐道地向记者讲述了这件器物的来历。那要从1978年秋季说起，“那时，博物馆为了保护文物、增加文物藏品，成立了文物保护小组”。

每周，刘文都要骑上自行车，到位于五里卡的原柳州地区仓库总仓第三仓文物拣选点，查看收购废旧金属中有没有属于文物的器具。

1983年，刘文在三仓的废品堆里偶然发现一件造型像牛角一样的金属器具。这件器具非常完整，躺在废品堆里散发着青铜器特有的光泽。刘文仔细端详，这件青铜角形器表面装饰着云雷纹、人字纹和三角纹。这些纹饰在铜鼓等古代少数民族使用的器物中有所使用，但装饰在青铜角器上还是首次发现。他如获至宝。

刘文在废品堆中拣出的这件青铜角形器，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应属西周时期，并成为柳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刘文说，在该仓库，柳州文物考古工作者还拣选到矛、戈、钺、编钟等青铜兵器、乐器，征集到的古钱币有上吨重。上世纪80年代至今，柳州还先后在太阳城镇横山边地表1.4米深处，发掘到柳州最大（高39.5厘米）的春秋时期青铜编钟；在柳江县进德乡渡村，发现柳州出土最早的青铜器人面纹青铜匕首等。

刘文告诉记者，他已经“到点退休了”，而柳州地下还埋藏着无数历史之谜，期待后来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和解开谜底。

【刘文编写《柳州历史文化之最》一书摘录】

出土最多的人牙化石：柳江县土博乡四案村甘前岩（洞）先后发掘出24枚人牙化石，分别代表19个不同个体。由此可见，土博甘前岩当时是众多古人类活动地区之一。

最早发现的石铲：1979年5月，在距柳州市柳江河西岸300多米西江造船厂基地工地的一个石灰岩小山坡上岩石之间，发现了两件双肩石铲，是柳州最早发现的石铲。

最早的墓志铭：1979年6月，在市郊九头山附近发现一座宋墓，该墓的墓志铭是目前柳州发现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块墓志铭。

最早的石拱桥：柳城县古砦乡融江区龙美覃村东面100米，为明代石桥，历经600余年沧桑仍存。

最早记载大水的碑文：柳州西来寺北墙嵌有一块民国9年（1920年）记载特大洪水的石碑，是柳州最早记载大水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