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文物保护意识亟待提高(图)

普查新发现之一松岗街道上山门围村。 普查人员现场测量数据。 普查人员实地调查横朗明代古窑。 普查人员向当地居民询问相关情况。 普查人员安装文物保护标志碑。 制图/余洁笑

编者按

日前宝安区公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已经正式公布，名录公布不可移动文物478处，其中绝大多数为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带着读者了解此次文物普查情况，并对一些新发现的重要的不可以移动文物做详细的介绍。

宝安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从2007年4月份开始至2011年12月份结束，共登录不可移动文物687处，其中古遗址20处、古墓葬49处、古建筑379处、石窟寺及石刻4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235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507处，主要集中在古遗址（7处）、古墓葬（32处）、古建筑（279处）、近现代旧址（188处）等类别上，其中新发现的石岩信宜遗址是一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对于研究深圳地区的先秦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新发现的福永英管山基督教墓群，填补了深圳市基督教传播方面研究的空白；新发现的松岗上山门古围屋，是目前宝安区内仅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广府式围屋，对于研究古代村落演变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新发现的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上屋发热线圈厂）旧址，是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窗口和排头兵的标志，对于研究改革开放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消失的不可移动文物共有27处，主要集中在古遗址上，多因为建筑施工而被铲掉。此外，古村落由于年久失修、人为破坏、城中村改造等原因消失的也比较多。据宝安区文管所所长李景维介绍，根据省文物局的普查工作要求，将普查登记文物数目的80%予以公布，因此名录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为478处。

特点 文物普查与保护相结合

李景维告诉记者，此次文物普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文物普查与文化保护工作相结合。普查人员到各街道、村（社区）调查时，向当地村民发放了上万份文物保护宣传材料和近100册文物保护法宣传小册子。普查人员还向村民尤其是文物产权所有人详细讲解文物保护方面的知识，提高其文物保护的意识。普查期间，对于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9处被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4处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点，并竖立文物保护标志碑。此外，投入110万元对沙井蚝加工厂旧址（30万）和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旧址（80万）进行修复。

据了解，在文物普查期间，宝安区的文物保护工作还取得一些开创性的成果：与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成功修复了茅山家塾里面的壁画，开创了深圳壁画保护的先例；用化学药剂对古遗址、古墓葬进行试验性保护，曾先后对元代古窑遗址、铁仔山古墓群中的部分墓穴（C区一部分）的土层进行化学药剂加固，效果不错；2009年7月，对观澜具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观澜古墟“红楼”进行保护性平移（整体平移43米），开启了深圳保护老建筑的新篇章；2008年在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旧址的基础上，建成了全国第一家“劳工博物馆”。

问题 文物保护一头热

虽然宝安文物保护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李景维坦言，文物部门付出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目前宝安文物保护的成效并不是很理想。他认为，宝安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不少的问题和困难。

“文物保护投入与需求之间差距太大，由于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投入的资金有限，这些资金多用于重点保护文物的修缮，而对于其他文物则没有能力进行资金上的扶持。”李景维说，“此外，文物保护一头热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往往是文物保护部门很积极，而文物产权所有人却没有紧迫感和责任感，对文物保护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些人还存在抵制行为。”

参与此次文物普查工作的孙明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进村普查时常常不被村民待见，经常不让拍照片，也不让量尺寸。2012年年初，他们到一个村子设立文物保护标志碑，刚把碑运到村子里，村里一群民兵就骑着摩托车把工作人员赶了出来，后来西乡街道宣传办协调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直到现在那个文物保护点的碑还没有竖起来。“我们在文物保护点马坜大屋前竖立的文物保护标志碑，又被村民拔出来扔掉了，因为他们家族准备把它拆了盖高楼，而我们在那里坚碑，就断了他们发财的机会。其实，我们明明是在帮他们保护祖先留下的东西，可是他们根本不领情，所以做我们这个工作有时真的是出力不讨好。”孙明感叹道。

说到文物保护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文物普查工作人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古村落保护。其实古村落保护涉及深圳最稀缺的资源土地，而土地又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古村落保护成了最棘手的问题。“一方面，个人觉得这些房子是祖先留下来，所以拆掉卖掉都是自己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但另一方面，根据文物保护法，这些个人的房屋是否被定为文物是由政府说了算，而且一旦被公布为文物，个人就无权支配。所以，文物保护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落后于社会实际情况的，这就给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李景维说。

建议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文物保护

从事文物工作多年，再加上长期的思考，李景维对于宝安的文物保护工作有着自己的看法。李景维告诉记者，从宝安目前的情况来看，公众对于文物保护的认识有待提高，有些人甚至将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对立起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比如，政府的呼吁、媒体的宣传，甚至是学校教育的提倡，当然还有文物工作部门的努力，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文物保护的氛围，让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宝安很多文物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对这些文物的修复和保护都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李景维说，“此外，文物保护可以借鉴重庆的办法，鼓励民间资本和热心人士参与。对于参与文物保护的企业，给予一定的鼓励政策，比如适当减免一些税收；允许一些企业和个人，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即不破坏文物本体的情况下，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这样就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

李景维说：“其实，目前宝安文物保护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文物保护和发展经济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在文物保护过程中能让文物产权所有人获得不错的经济利益，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古村落的保护上，完全可以让村民参与其中，政府保护扶持，让村民也能从中受益。环境改善了，租金也提高了，社区的影响力也提高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