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当工程遇上文物

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冲突时常有之。西安至甘肃平凉铁路与泾川古城遗址相遇，就是一例。毫无疑问，高速发展几十年后，文化发展在社会舆论中上升到了突出位置。这跟前些年经济发展至上的主调大有区别。因此，在舆论上，涉及到文化遗存和文物保护时，工程建设和经济发展不仅已难以占据当然的优先性，而且会被认为必须退让。这就是现在社会意识的一般背景。社会意识在变化，“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不再能赋予行为理所当然的合理性了，“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先决条件。然而，权力的行为与社会意识并不相同，它还是以“发展不够”判断局势的。例如，有的地方文物部门要求“全省各级文物部门要特事特办”，“要开辟绿色通道”，不影响大局，确保重点工程如期完成。

相比而言，国家重点工程西平铁路因穿越古城遗址在甘肃泾川县受到阻止，实属例外。这一工程的线路早已被甘肃省文物局“原则同意”，并被国家发改委批准，在考古发掘因故未能完成后，再遇省级文物单位涉及工程建设的审批权变更为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反复要求更改线路，才使工程施工与文物保护的冲突尖锐起来。如果省级文物单位的工程建设审批仍由地方文物部门批准，而非由国家文物局决定，还会有铁路建设叫停的一幕吗？

国家文物局如此坚持，固然令人欣慰，但谁又知道这一坚持所为何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有报道称核心保护区内大兴土木，建设人工湖、仿古商业街等，违背《世界遗产公约》，2009年被国家文物局要求整改，迄今却再无下文。

审批层级的提高，可能使事情更加严肃，也可能不过是提高了公关的成本。文物保护变成当代人真正的责任，这当是人所乐见的事情，然而，权力运行的现状何足以给人这种信心？工程建设可以损害乃至摧毁文物，这是经常发生的。文物部门“特事特办”的配合，远多过据法而行的坚持。而且坚持也可能变成无可奈何，可能只是公关交易的索价。这些年里，古董生意在增长，不可移动文物的消失也是加速度的。

重点工程需经诸多环节的审批，审批过了的工程仍然可能有着环境、规划或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不被批准的项目，可能是故意留难；被批准的项目，可能是“跑部”到位。审批为工程加挂合法标签，但标签给或不给，跟工程本身是否合法并非完全相关。文物保护也好，环境保护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也好，或许只是充当了要价依据。现行规则之下，不予通过或准予通过，难道可以使人欣然于文物或环境得到了保障？

权力被规范到法治框架之前，它总是可疑的。社会要求如何，舆论是否关切，在权力那里只是合意则引用，不合意则不引用，说到底并不重要。文物保护阻断工程的特例，实在不值得寄喜寄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