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文物遗址拆迁究竟谁说了算

因“保护性拆除”而备受诟病的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即所谓蒋介石行营）拆迁工程，从2月初“落架”至今已整整一个月，所谓重建方案迟迟不见公开。《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于2月28日再次前往探访时发现，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而就在此时，该报又披露了一条与之相关的重磅消息：同在重庆渝中区，曾见证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又一重要抗战文物建筑国民参政会旧址也面临“拆后平移重建”的命运。

如此短时间内，重庆抗战文物保护问题频出，暴露了当下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之严重。据一份来自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的资料显示，重庆全市原有抗战遗址767处，现存仅395处，占51.5%；已消失372处，占48.5%。而如果像蒋介石行营和国民参政会这样重要的抗战遗址也消失了，其损失之大就绝不会是一两个百分点的问题。而异地重建的假遗址，其身上还能附着多少历史文物价值？恐怕连奢侈品市场上的赝品都不如。所以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谓“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

但是，来自外界和舆论的如潮质疑，似乎并不能改变重庆方面的既定方针。实际上，重庆市抗战文物建筑的整体命运，早就木已成舟。就蒋介石行营而言，2011年4月24日，重庆市文广局的一纸批复已让其命运发生了改变：“根据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的《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同意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重庆行营实施就地迁建保护，将文物建筑迁移至该地块西侧，正立面与解放西路平行。”原来重庆市的这一系列动作，是有个“总体规划”的，而这个总体规划，出自当地政府。

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究竟该由谁来制定？从现代政府治理理念上说，这种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应属于民意代表机关，行政机关的职责是忠实执行这些决定。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地方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属于地方权力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政府只是地方权力的执行机关。这样看来，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的总体规划，是应该交由各界广泛讨论，最终由市人大或其常委会决定并制定的。如果蒋介石行营和国民参政会遗址这样的重要抗战文物建筑的命运，依法交由地方人大和社会各界去决定，那么，也许就没有所谓“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之类的奇闻频现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即便地方行政机关的所有决策均出于善意，也不可避免地会囿于各种制约因素而出现盲视与认知偏差，从而使其所制定的政策事与愿违。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陈蔚认为，“文物建筑和经济发展本身是不矛盾的，一些经济建设还要依托于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发掘。从城市景观来讲，新旧建筑的共存可使一座历史城市具有历史感。”这样的声音若要成为决策的参考，或许只有通过开放的公共讨论才能办到。笔者所在城市的金沙遗址就地建馆保护的办法，就很好地实现了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及商业开发的共赢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