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新考察报告》

      2007年6月7日在扬州召开的“流淌的文明——风雅运河全国摄影大展”颁奖仪式上，《田野新考察报告》丛书正式发行。这是由建筑文化考察组主编，《建筑创作》杂志社承编的系列出版物。许多人从该书古朴的装帧及写作文风上联想到70多年前由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当今全国仅有的中国营造学社的两位著名古建学者、93岁高龄的王世襄为该书题写书名，84岁的罗哲文为该书的题词为“续先贤之足迹，立新意于当世”。王老和罗老是当年追随朱启钤、梁思成的年轻学者，他们记忆深刻的是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李庄与梁思成先生共同编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对于它的价值，英国科学史巨匠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予以高度评价：“《营造学社汇刊》是一种包含了丰富的学术资料的杂志，是任何一个想要透过这个学科表面，洞察其本质所不可少的。”对于在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出版《田野新考察报告》一书,不仅王世襄、罗哲文予以支持，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也在序言中肯定田野新考察书写的报告，他尤其肯定了建筑文化考察组在中国营造学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又勇敢地续写田野新考察之路新的篇章。本人作为该活动及该系列丛书的策划者及主编，我也在封面上总括了该书出版的三个定位即：记述建筑学人田野考察历程，展现营造与创作的精神侧影，寻找中国建筑文化当代生命。以下就我感言谈几点认知：

      一、从四专家的联名建议说起

      2007年4月18日即每年一度的“4·18国际古迹遗址日”当天，《中国文物报》发表徐苹芳、罗哲文、谢辰生、傅熹年四位专家联名给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的信，建议督促古建筑、石窟和雕塑铭刻等遗存调查修缮报告的编写出版。信中指出“第一批至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建筑类，几乎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已出版正式报告的屈指可数，有些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诸先生作的，如大同、正定古建筑报告、佛光寺大殿、独乐寺观音阁等报告。解放后，只出版过应县木塔调查报告和晋祠圣母殿、朔县崇福寺的修缮报告。像山西元代永乐宫建筑群和保存极好的元代壁画，从发现到迁建都没有报告……如四川江油云岩寺宋代转轮藏，是唯一存世的宋代小木作孤例，都因无科学记录而无法研究……”。四专家的建议之迫切，旨在呼吁若再不投入古建筑研究，再不抓紧对调查修缮报告整理出版，造成损失的不仅仅是古建筑本身，更是中国建筑文化的一种丧失。

      朱启钤作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位古建筑专家，其贡献不仅在于创办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还在于他不满足于从传统文献中做学问，一定要开展以建筑实地调研、测绘为中心的工作。梁思成为学社的法式部主任，1932年3月《清式营造则例》脱稿后便立即转入对建筑的田野考察工作。据林洙在《叩开鲁班的大门》一书中统计，中国营造学社共走过11个省，总计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有206组，所及建筑共2738幢，测绘图稿1898张。调查的建筑类型有：遗址、城墙、城楼、阙、宫殿、庙宇、楼、阁、塔、幢、坛、牌坊、民居、园林、桥、陵墓、石窟、摩崖石刻等。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考察报告都及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

      对于以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等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的“田野考察”活动的建筑与文化价值，东南大学郭湖生教授曾指出：“建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许多文化现象或多或少通过建筑表露出来。因此研究建筑的深层，必然接触其文化内涵。研究东方建筑是当中国建筑的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必须既考察一般，也考察特殊，既有全局，也有局部……”2006年4月20日正值梁思成先生105岁生日，来自建筑界、文博界专家们纪念这位世纪的建筑伟人。两院院士吴良镛曾受梁思成亲自教诲，他说，作为一位伟大的学人和建筑师，对梁先生的手稿遗物还应充分挖掘，积极开展对梁思成学术思想的研究。而今天，我们的建筑师更应该秉承梁思成的精神，做到文化自尊、文化自信、文化自醒，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振兴中华建筑文化。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发言道出来会议的主旨：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纪念梁思成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我们究竟该怎样从对梁思成的记忆中、吸取到对今天有益的思想;我们究竟该怎样采取措施和行动才能不辜负先哲对我们的期望。为此，要从古建保护与文化遗产的现状及不足出发，提倡应该继承和发扬梁思成先生的建筑精神，其核心就是要学习梁思成注重科学研究、对待文化遗产保护一丝不苟，学贯中西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胆识。

      二、“田野新考察”是对营造学社学术及出版活动的新发展

      《建筑创作》杂志社作为一个专业传媒有目的地组织中国建筑师造访传统建筑始于2003年9月。为追溯梁思成等五台山佛光寺发现的历史，让更多的中国建筑师领略佛光寺建筑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地位。由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办的中国建筑摄影论坛于2003年9月中旬在五台山举办。参加那次佛光寺论坛的专家有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吴德绳总工程师、著名出版家杨永生编审、清华大学楼庆西教授、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书记王悦、日本东京大学建筑摄影教授高井洁先生、中国文物园林学会会长周治良教授等百余人。

      第二次大规模的建筑行走是2006年3月28日至4月1日，它是为纪念国家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建筑创作》杂志社策划并得到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大力支持的“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此次活动更大规模地使文物界、建筑界专家齐聚一堂，大家不仅缅怀已故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先贤，更感到组织“建筑行走”的田野考察意义重大。常言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它至少提示我们一种思路及警示，中国的建筑文化不仅仅是靠呼喊出来的，要有扎实而准确的挖掘与研究。

      这种深度建筑文化传承意义上的首次行动，它既是追随中国营造学社先贤的足迹，更为了拓展并向全社会普及建筑文化的具体行动。如果说1930年朱启钤先生在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研究主旨；如果说刘敦桢早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即早在建筑家梁思成之前)就开始对沪、宁、杭一带的古建筑及遗址实地调研，成为近代可查的撰写建筑田野报告较多的人，那么由建筑文化考察组新推出“田野新考察报告”，不仅是后辈学人的极力效仿，更是源于中国建筑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新需求。我想一方面要品名家撷英，在“重走”与“探新”中放逐文化精神，又要在掀起的一轮轮“历史热”中寻找到实用理性，以获得一种清醒深刻的审视。

      三、《田野新考察报告》丛书的可贵特点

      《田野新考察报告》(第一卷)的主题是：重访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田野考察旧址，京张铁路历史建筑考察，河北平汜铁路沿线古建筑考察；《田野新考察报告》(第二卷)的主题聚焦在大运河上即大运河历史文化遗存考察，大运河历史沿革，扬州历史文化遗存漫笔等。建筑文化考察组的建筑历史及现代思考的行走虽刚刚开始，但已引发业内外良多反响，反映最多的是公众见到了平时见不到的建筑作品后面的建筑师的故事，在品读建筑时，也敬仰建筑大家的治学与为人。

      田野新考察之行不仅可追寻到不该忘记的、更可发现对传承建筑文化有现实意义的“明珠”般的创新点。行走，绝不是为了寻旧，而是在更高层面上找到结合点。建筑创作是个求知过程，是考验建筑师认识水平、艺术修养的过程。作品成功与否至少应先问建筑师本人：知识积累是否丰厚、思维方法是否得当、思想的敏锐性强不强，对项目的辨析力及把握力怎样。现如今，按照文化霸权的理论及实践，在不少青年建筑师中有明显的对强势文化的依附性，从而使建筑作品大量地“引进”，甚至有的人不顾华夏建筑人文的失落，大谈已经与国际潮流“接轨”，设计了不合时宜的作品，反映出不合时宜的建筑创作的理念。面对这些“危险”，我们恰恰感到，用宣传传统精髓文化会使更多的建筑人找到自己的“致命伤”，更多地振作起来。如果说建筑可以永诀，基于它受不可抵御人为与自然的不可抗力，但我们认为，华夏的建筑大家及其建筑思想不可泯灭，因为我们已获得传承文化的精神。

      面对一次次的行走，我再次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正是靠着大家对弘扬传统建筑文化的共同志向，才会使中国建筑学术先哲们墓前的青青芳草、绿遍天涯。需要说明的是，“田野新考察”报告及其活动，不是荒野与自然的呼唤，更不是聚在一起的绿游，而是对建筑观念的透彻锻造。如果说早晨与静夜吹宋初春的花香，那我感到的是一种建筑境界的心灵漫步。在现代城市中，我们无法留住朝日，也无法留住晚霞，能与人类厮守到底的，不仅有息息与共的生灵，更有永恒的建筑作品及其精神。越来越多的思考让我们明白，中国建筑文化的特点对世界具有贡献的，这或许是从文脉中找寻文化遗产景观及新考察线路的缘由之一。

      愿通过建筑文化考察组持之以恒的“建筑行走”的努力，不仅梳理起历史碎影，更要肩负起行业责任，扎实且理性地使编撰的每一卷《田野新考察报告》系列文集，树立起中国建筑文化的品牌，使之得以延续不辍。我们真诚的希望当代建筑师、尤其是青年建筑学子，在直接研读成书于六十余年前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同时，也来关注历经社会大变革后全新的《田野新考察报告》，从新一代探求者的鲜活文字与精美图片中，增强对传统建筑文化的新认知和新解读。因为，播种思想，付之行动；播种行动，收获精神；播种精神，传承文化。告诫中外建筑界，《田野新考察报告》丛书定会可持续行走的，研读及出版传播之路定能担当起向世界解读中国建筑文化的责任，因为它留下的已不仅仅是一份份历史档案，更记录下一批旨在持之以恒、开拓耕耘的建筑传媒人的足迹。

      （建筑文化考察组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定价5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