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背后：“违建”侵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

《清明上河图》局部 作者/供图

　　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是学术界近年来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研究成果涉及行政、经济、治安、人口、环境等。违章建筑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其探讨仍相对零散，不够系统，有必要进行分析。

　　古代违章建筑有三种类型

　　中国古代城市违章建筑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超越等级、逾制造舍。按所有者的不同等级，古代城市建筑有着不同的形制规模。《礼记》规定：“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对不同爵位宅基地的面积，也作出了详细规定。唐宋《营缮令》对不同品级官员的舍屋规制也有明确限定。明清时期，对不同等级居民宅舍的规定更加具体。即便如此，仍有超越等级、逾制造舍的现象发生。东汉时，中常侍赵忠的宅舍逾制，“奏没入之”。唐代，著名边帅马璘“在京师治第舍，尤为宏侈”，被德宗下诏拆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富裕商人，宅舍逾制现象愈发普遍。

　　第二种是侵占街道、私自搭建。《唐律疏议》、《宋刑统》均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明清法律规定，侵占街道盖造房屋者，杖六十。尽管有上述禁令，但侵街现象仍无法禁绝。唐宣宗时，宫苑使韦让在长安侵街造舍九间，后被拆毁。宋太祖则因道路狭窄，“撤侵街民舍益之”。侵街谋利者之中，有很多权贵豪族，致使清理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为了增加军费收入，宋神宗开征“侵街钱”，宋徽宗征收“侵街房廊钱”，无疑默认了侵街行为的合法性。

　　第三种是私造偏铺、乱起楼阁。实行里坊制的古代城市，商品交易等市场活动被限制在规定的市内进行。随着市场交易活动渐趋繁盛，市内店铺为扩大经营空间，逐渐出现私造偏铺、乱起楼阁等情况。唐中宗景龙元年（707），“敕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唐代宗时期，又规定：“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视）人家，勒百日内毁拆。”这一规定当有保护他人隐私、维护社会治安层面的考虑。

      违章建筑不利于城市管理

　　中国古代城市违章建筑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违反等级秩序，影响社会风气。宅舍是中国古代礼仪等级秩序的重要载体与符号。逾越等级，建宅造舍，无疑违反了当时的礼仪规范。逾制造舍还往往与奢侈骄逸、攀比效仿之风相连，给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尤其是权贵集中的京城，逾制现象严重，不仅影响京城社会秩序，而且还会影响天下风俗。

　　其次，破坏城市形象，引发交通、火灾、疾病等隐患。违章建筑侵占街道，不仅有碍市容市貌，而且导致街道变窄，影响城市交通。后周时期，因居民侵街造舍，都城大梁的街衢“通大车者盖寡”。南宋临安城内民居“接栋连檐，寸尺无空”，以致“街道狭小，不堪其行”。侵街违建还会影响城市卫生，带来火灾、疾病等隐患。后周世宗规划大梁城时就认为：“近建都城，人物喧阗，闾巷隘陿，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有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北宋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火灾频繁，原因之一便是侵街造舍导致街衢拥挤，屋宇紧邻。南宋时，明州城内的居民 “甚至梁水而楹，跨衢而宇……绍定元年正月，东北厢火，救焚者束手无措”。

　　最后，影响社会治安。违章建筑属于私自乱建，难于管理，容易引发城市治安问题。唐文宗时，负责京城治安的左右巡使认为，部分屋舍随意向街开门，导致“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由于缺乏完善的管理，违章建筑还容易引发百姓纠纷。后唐明宗时，“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盖造舍屋，又不经官中判押凭据，厢界不敢悬便止绝，切恐久后别有人户，更于街坊占射，转有侵占，不惟窄狭，兼恐久后别有人户，及致人户争竞”。

      宋代处理方式更加灵活多元

　　违章建筑给古代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历代皆严令禁止，已建成者，则大都予以拆毁。有的违章建筑被没入官府，为朝廷所用。唐德宗时，马璘的宅第被拆毁，其家园没入官司，用于公卿赐宴。权相元载的宅第被拆毁后，“充修百司廨宇”。

　　随着城市的发展，统治者对违章建筑的处理方式也有所转变。五代时，后周世宗允许京城内街道两边居民，各自占有街道宽度十分之一的面积，用来种树、掘井、修盖凉棚。这不仅考虑到了城市居民对空间的利用诉求，而且有利于绿化，可谓一举两得。

　　入宋以后，城市管理从封闭的坊市制转向开放的街市制。在维护城市秩序、拆除违章建筑时，宋代的处理方式更加灵活多元。首先，皇帝出行，不再禁街，并缩减随从仪仗的规模，以适应渐趋变窄的街道，“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其次，向街开门、沿街置铺，不再被视为违章建筑。宋仁宗景祐年间，下诏规定：“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换言之，邸店楼阁临街市者不受此限制，这相当于对侵街现象的默许。再次，区别对待违章建筑。一方面，涉及普通百姓者，拆除时相对谨慎，不仅考虑到季节气候、劳扰百姓等因素，还会给予相对宽裕的时间期限。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下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拆除“京师民居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对权贵豪族等的侵街行为，则处理严急。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八作使段仁诲修天驷监，“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宋史·王博文传》载：“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

　　在中国古代城市违章建筑中，超越等级、逾制造舍，存在于各个朝代，另外两种类型集中出现于唐宋及其后的城市中。唐宋时期城市违章建筑的集中出现，不仅与城市人口增长引发的城市空间资源紧张有关，也与唐宋之际城市空间结构变迁和城市社会演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违章建筑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管理思想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