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古时中国的精神华表

2014-08-27 10:44:34 作者：余茂智来源：成都日报已浏览次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牌坊不仅是石刻建筑的代表作，其蕴含的“孝道”“善美”“清廉”等品德，更是中国人传统的精神华表。每一座牌坊背后，都有一位功臣、良将、贤士、俊才、节妇、孝子、警人、义士，承载了无数动人的故事，也正因为此，牌坊被誉为中国最有故事的建筑。四川昔日牌坊众多，过去出成都东门到龙泉驿山泉铺一段，至少有山泉铺三座、龙泉驿场口一座、界牌铺一座、大面铺一座等十座以上的石牌坊，虽然现已不存，我们却可以从隆昌、自贡现存的牌坊中，了解它们，如同翻阅中国建筑史，也走进了中国人内心深处。

话说牌坊

走在四川隆昌那条牌坊林立的千年青石板古道上，让人一下子就觉得了渺小。这个“渺小”有两层含义，一是牌坊的高大衬托出我们身体的矮小，二是牌坊所镌刻的“孝道”“善美”“清廉”，以及每一座牌坊所承载的故事等等，游荡其中，竟犹如懵懂地走进了一部立体的史书里，并敬仰于他们所旌表的中国古代、近代的种种道德楷模。

说起牌坊，今天的人们对其来龙去脉大多不太了解。牌坊的最初，只不过是比一般民居门框大一些的居民区的坊门而已。隋唐科举制度兴起，因不少中举寒士多出生于平常闾巷，报喜队伍就只好将标示张榜祝贺的旌旗悬挂在坊门之上，以示风光。关于此，唐白居易的《失啤》诗中就有“宅院小墙库，坊门贴榜迟”的诗句。后来，坊门两旁开始出现用以专门表彰孝义功德的木柱——“绰楔”。至元明清，绰楔的木柱被与华表类似的石柱代替，并脱离嘈杂烦嚣的居民区，绰楔也逐渐演变为石刻的牌坊。就牌坊的表彰性而言，汉时是“榜其闾里”，唐宋是“树阙门闾”，至元明清则是“旌表建坊”。

当然，牌坊在逐渐定型的过程中，也受到威仪等第的汉阙与祭天祀孔棂星门的广泛影响，可以说，牌坊滥觞于汉阙，作为标榜荣耀的一种符号建筑，牌坊有着严格的礼制要求和等级限制。根据明清时的规定，功名坊的建造，只有府州学贡举荐给皇帝的生员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才可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坊。至于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功德牌坊的建立，则须逐级呈报最后经皇帝审查恩准后，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能建造。至于建造的规模，一般说来，帝王神庙、陵寝的神道牌坊才可用“六柱五门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用“四柱三门七楼”。

为了塑造“楷模”的需要，诸如节孝、仁义、慈善、功德等性质的牌坊，都会在牌坊上镌刻上当事人的先进事迹，所以，牌坊也就成了一本极有特色的对功臣、良将、贤士、科甲俊才、节妇、孝子、警人、义士等进行旌表褒奖的中国式的表彰簿了，同时也是忠君、气节、孝悌、贞节、仁义、行善积德等“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道德礼教教科书。

古道上的牌坊群

在中国古代，牌坊之立，意在标榜清官、褒奖贞烈、尊崇孝悌……除了为“忠、孝、节、义”楷模们树碑立传之外，更在于通过它们对全民起一个教化的意义。所以，但凡牌坊所立之处，无一不依傍于过去人流、物流的过往之道，其目的就是要向来来往往的人们昭示，这个标志性建筑物实为一个地域、族群世代追忆的精神象征，永恒的精神华表。

在隆昌，现存的17座石牌坊中，就有13座呈念珠状于川渝古驿道上一字排开。川渝古驿道起于汉时，兴于唐宋，作为两千年农耕时代连接成都与重庆之间最近的交通干道，这条古道因此被称为汉唐巴蜀古道。过去，汉唐巴蜀古道五里一店，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站，绵延千里，每每重要的节点上，无处没有轩昂的石牌坊，它们一度是古道上形态庄严的地理坐标。

龙泉驿是川渝古驿道的“川东首驿”，文管所胡开全先生对这一地域的文史地理颇有研究，他告诉说，有史料可以查证的，过去古道出成都东门到龙泉驿山泉铺一段，至少有山泉铺三座、龙泉驿场口一座、界牌铺一座、大面铺一座等十座以上的石牌坊；其中山泉铺的花牌坊，系龙泉驿黄土场张氏人家在清代中期修建的一座贞杰牌坊。黄土场距离山泉铺有10公里之遥，当张氏人家的一位祖婆获得修建贞洁坊的殊荣时，张家人认为，既沐浩荡皇恩，更要振奋家声，那牌坊也就作为一种彰显家族声誉的象征，建到了人来人往的官马大道上去了。

《明史》记载，九代蜀王朱让栩“尤贤明，喜儒雅，不迩声伎，创义学，修水利，赈灾恤荒……”不仅深得川中百姓的爱戴，明世宗嘉靖皇帝还对他进行了特别的嘉奖，曾经专门赐建他“忠孝贤良”牌坊，以示表彰。而这座石牌坊就立在成都东门外汉唐巴蜀古道分支的川渝古商道上。我在龙泉驿十陵镇明蜀王陵做田野调查时，当地老者说，他年轻时候站在王陵的土丘上，也看得见十公里外那座在晴好天气下被太阳照得“白晃晃”的高大石牌坊，只是这石牌坊早已不知所终。

再说十年前我沿着汉唐巴蜀古道前往北周文王碑所在的大佛寺，不料迷路山中，问路村人，说“这里是‘新牌坊’，大佛寺在‘老牌坊’方向”，现在想来，那新旧牌坊，无非一公里之隔，只是牌坊不存，成为村人口头的地名。

而就在上个世纪初，当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柏石曼、美国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学者葛维汉沿着汉唐巴蜀古道前往川南的途中，这些精美的石牌坊，曾让他们激动地按动快门。在他们的眼中，牌坊是中国最美最有故事的建筑，也正因为承载着无数动人的故事，牌坊“某种程度上注入了一种鲜活的灵魂，不由得让人升腾起一种宁静而和谐的感觉”。

那些叫

“牌坊”的地名

就牌坊而言，除了隆昌牌坊群，印象深刻的尤数南丝路上的九襄石牌坊。阳春三月，九襄千树万树梨花开，高大的石牌坊掩映其中，更给人以沧桑厚重之感。

九襄石牌坊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为当地一贡生感念寡母、恩嫂的养育之恩，报请道光皇帝批准后，尽千余劳工、穷九年之力为其母、嫂修建的双节孝石牌坊。石牌坊为四柱三门牌楼式建筑，其四层多脊檐18只生动的螭吻雕饰，远观就犹如一簇燃烧的火焰。除牌坊前后两面的8尊威武的雄狮外，九襄石牌坊最引人入胜的是以“忠、孝、节、义”为主题，精工雕刻于檐下的诸如《穆桂英挂帅》《木莲救母》《安安送米》《三英战吕布》《空城计》《蟠桃会》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戏文故事。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纹饰之繁复，工艺之精美，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以我个人的游历所见，牌坊实则代表了一个时代一方地域的最高建筑雕刻水平，从中显示出牌坊作为一种礼制建筑的标杆意义——石刻技艺巧夺天工，所塑形象栩栩如生；篆碑立文，哲理深刻，书法刚劲俊秀……精巧的工艺赋予石头鲜活的生命，一座牌坊，既是一部道德教科书，也是一座凝固了的艺术宝库。

回想多年前的一个初春，我行走在四川井研的乡村，在该县与荣县交界处的广胜乡杨佳村，我无意间撞见了那座至今也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朱氏节孝坊。由于牌坊系四柱三开门三重檐歇山式顶的石质牌楼建筑，以至于我站在它旁边的一处坡地上俯瞰它时，它立于初春荒芜的田畴和宁静的村庄前的模样更为高大突兀。通过牌坊镌刻的文字可知，牌坊建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距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仔细打量，牌坊除了自然的风雨蛀蚀，其上浮雕的腾云祥龙、戏剧人物，以及各种花木动物等图案，没有丝毫人为破坏的痕迹。村人们说，“那是牌坊啊，是祖先人的功德，未必哪个还敢去乱动？”

但与之相对比的，却是一组残酷的数字：“石牌坊之乡”的隆昌，过去加上镇山门坊，有牌坊240座之多，如今尚存17座；与之比邻的自贡，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牌坊一百多座，到目前仅存市区6座，乡间遗存不到二十座；成都东门到龙泉山山泉铺，三十余华里路程，过去有石牌坊不下十座，到今天无一座幸存……

就想起那座被太阳照得“白晃晃”的九世蜀王的“忠孝贤良”牌坊；想起《华阳县志》记载的“距县南十里”的红牌楼，曾几何时，明蜀王在这座民族和睦象征的牌坊，迎送康藏来朝官员；想起我曾经路过的金堂花牌坊村，以及吃过的简阳牌坊面，他们均牌坊不存，而仅仅留下有“牌坊”的地名与小食。而探究这些牌坊的消失，都指向“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及紧连着的“文革”的这段历史。

其实，当一座座牌坊——这个石刻的建筑，因为时间，因为世人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而逐渐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氤氲其上的种种——遗忘的和被镌刻的一一拼接起来，我们不自觉地就会追忆起祖先、家园与族群。不再谈不朽的荣光与否，但它至少是我们可以诠释回音、历史的细节与情境的秘语，也是我们可以回望过去某段历史的精神地理的坐标。

走进牌坊之乡

多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寻着川渝古道的遗迹来到川南隆昌，尚在县城之外，远远望见的是一座座鳞次栉比、俨然成群的石牌坊林。那时已经暮色黄昏，在秋日彩霞的照映下，那些饱经风霜的石牌坊，遍体通红；牌坊之上，归巢的鸽群在反复地起伏盘旋，阵阵的鸽哨在那个秋日黄昏寂寞的县城上空，隐约而鸣，让我这位忽至的游子，顿生难以名状的凄惶之感。

隆昌过去称隆桥驿，“东连荆湘，北接秦陇，南通滇海，西驰叙马，东北阻安岳荣城，西南往黎雅僰羌”，“六路要冲”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这么一个小小驿站得以在农耕时代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里，“以弹丸而当六路之冲，扼川南而通四面八方”，不仅日日人流如织，更是文化传播与风俗交融的节点，所以，历代朝廷都十分看重隆昌教化川南的特殊地理意义，于是，一座座出于宣扬统治者所倡导的正统道德规范的牌坊，便在川南这座驿道之县次第建成。

史料记载，从建于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的“岱宗坊”算起，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奉“大总统令”而建的“陈刘氏节孝坊”止，尤其在清代，清咸丰五年（1855年），清朝廷一次性颁旨旌表隆昌187名节妇和1名孝妇，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皇帝下诏表彰一个县的节孝妇最多的一次。紧接着的第二年，咸丰皇帝又下诏旌表隆昌的五位孝子。在事过23年后的1878年，光绪皇帝再次下诏旌表隆昌的节妇161人、烈女1人、贞女1人、孝子1人，共164人。事实上，今天幸存于隆昌县城北呈念珠状一字排开的石牌坊，便全部建造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 年）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49年间，且节孝牌坊就占了四座。

在清廷表彰的这些为数众多的节妇中，以郭王氏最有代表性。郭王氏二十三岁丧夫，辛勤操劳，守节尽孝，并勉励两个儿子奋发读书，最终双双中举。清朝道光十八年间（1838年），县府将郭王氏的事迹奏请朝廷批准，在县城北面建成郭王氏节孝牌坊。此外，还有肃庆德政牌坊，那是清咸丰年间，当地百姓为表彰一位名叫肃庆的清官，捐资修建的，其目的是激励后来官员，廉政爱民；还有郭玉峦功德牌坊，表彰的是清朝道光年间当地的一位忠义大夫，将千亩良田的田租用在为百姓谋福利上的事迹。在隆昌诸多牌坊中，恐怕最有意思的，还是那座“警示牌坊”，它是为一个弃恶从善的强盗立的牌坊，从中反映出国人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的宽容以及对后来者的警示。

透过长焦镜头，我还惊讶地发现，在郭玉峦功德坊和郭王氏功德坊上，匾额“乐善好施”中的“善”，均少写两点，向当地老者讨教，才明白其意是在勉励后来者，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在牌坊集萃的隆昌，现仅存石牌坊17座，这标明在隆昌尚有17个被传统社会视为道德楷模的先进人物及其先进故事，在历经上百年的风雨蛀蚀后，依然镌刻在那日渐模糊的石头上。“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牌坊上的故事，在今天也有着诸多现实意义。

规模庞大的隆昌牌坊群，大多为四柱三门三重檐的石质牌楼式建筑，平均面宽9米，通高11米，坊间距离最近处仅10余米。当我走入这如林的牌坊群落时，不自觉地就有了仰望的本能，但见那牌坊上精工雕刻的狮、鹿、鹤、龟、喜鹊、春燕、鲤鱼、牡丹、荷花、水仙、芙蓉、梅花、兰花、竹子、松树等被民间奉为祥瑞吉泰的种种动植物，和具有说教意义的戏剧故事、宗教故事，以及代表当时人们人生理念的诸如“孝道”“善美”“清廉”“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等寓意深远的警句吉言时，内心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感动，尤记起儿时母亲告诉我的沈至绪“忠孝两全”、狄仁杰“望云思亲”等忠孝故事。

责任编辑：小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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