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缤纷、莹润亮泽的陶瓷是古代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曾一度居于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许多国家先后都参与了贸易。因为以海上运输为主，这些海上交通贸易的航线就被称为陶瓷之路。这是一条文明之路、友谊之路，对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国际之间的交往、交流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陶瓷之路何时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在唐代。但为什么会在这时形成？现在专门的研究还不多见。笔者以为，这么大规模的国际贸易，这样艰巨的远洋运输，不是偶然发生的，只有在多种条件成熟后，方能横空出世。这就涉及多方面的重要因素。所以，陶瓷之路形成的条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销陶瓷产品的出现
陶器为全人类的共同创造。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人们与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相应，已经能够制作简单的陶器。慢慢地技术提高，以陶土作原料，成型干燥后，烧制瓶、盆、罐、碗、釜等各种陶器，用作储物、盛水、煮食等生活用具，或作为建筑构件及艺术陈设品。一般经800~900c的温度焙烧，无透明性，有小孔，吸水率约10%左右。正因陶器生产的普遍性，及其易于破碎的特点，未有远途贸易的必要。
瓷器则是中国伟大的发明，其性能在许多方面远优于陶器。坯胎以瓷土作原料，经过配料、成型、挂釉、干燥、焙烧等工艺，经1300℃以上高温烧成。胎质洁白坚硬，气孔率和吸水率极低，表面有一层润泽透明釉，叩之响声清澈，非常实用，且具观赏性。由陶而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在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器，用比制陶器略高的温度烧成印纹硬陶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改进制胎原料，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已有原始青瓷的出现。其烧制温度到了1200℃，表面有釉，已有别于陶器，为陶与瓷之间的过渡。青瓷的颜色，主要由釉料中所含氧化铁成份在窑内起还原作用而形成。而还原焰之强弱，又可使釉面呈现深浅不等的青色。若焙烧后冷却过程太长，或封窑不严，空气漏入，可使铁份二次氧化，釉色青黄不定，质量难以保证。近2000年前即东汉时，中国北方的青瓷已超越了原始状态，在1300℃的窑温中进入早期瓷器阶段。但汉代尚无"瓷"字。此字始见晋代吕忱《字林》。人们这时已完全明确陶、瓷之别。北朝晚期至隋代烧成白瓷，给后来彩绘瓷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此时白瓷大多白度不高，泛青泛黄，造型厚重拙实，装饰不多。至此尚未发现陶瓷的大量外销。国外个别地点发现的少量早期中国陶瓷，未成规模，未必是外销商品，或可以解释为自用器物的遗存。
唐代发展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提高，陶瓷业亦迎来大发展时期。考古发现唐瓷窑址空前之多。"至唐始有窑名"，即以窑名来表示不同的品种和特色，沿用至今。唐代名窑有越窑和邢窑，分别代表着中国南方和北方瓷业的最高水平，呈现所谓南青北白的局面。
越窑是中国历史最早的瓷窑之一，在浙江一带发现有汉至宋代窑址400处，这里古属越族人居住地之一，周代为越国地，因名。所制青瓷胎质坚硬精细，釉色纯正均匀，莹润纯净如翠。唐人陆龟蒙《秘色越窑》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又有陆羽《茶经》称赞其"类玉"、"类冰"。朝鲜、日本、印尼、伊拉克、埃及等国均有出土。
邢窑是唐代最重要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其址在今河北省内丘境内，唐时隶属邢州。李肇《国史补》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其精品胎质细洁，釉色白润，如银似雪 。在埃及、印度河上游和日本多处都有出土。
又有长沙窑，即铜官窑，亦为唐代重要窑址。窑址在湖南长沙铜官镇书堂乡一带。以青釉器为主，兼烧少量褐、酱、白、绿釉器。其釉下彩绘对古代陶瓷装饰影响深远。晚唐时出印花装饰。有些器形和纹饰为西亚风格，显然为外商订销。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伊朗和伊拉克均有出土。
还有广东梅县水车窑等，亦为唐代青瓷窑，产日用器皿，风格粗犷，具有民间瓷艺的鲜明特色。产品在泰国、日本有出土。
汉代的低温釉陶工艺发展到了唐代，出现了著名的唐三彩。窑址在河南巩县等地。三彩即多彩并用，釉色明快，黄、绿、白、赭争艳斗丽，尤以蓝色最名贵。这种创造性地运用铜、铁、钴、锰等氧化物的呈色原理烧成的多色釉的出现，开多彩釉陶瓷的先河。其器物施彩、点染手法多样，人俑神态逼真优美，马和骆驼肌肉合乎解剖规律，源于生活，摆脱了魏晋以来造像艺术模式之束缚。唐三彩具很高艺术价值，深受中外人民喜爱，故在韩国、日本、印尼、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都有发现。9~10世纪一些国家在唐三彩影响下成功地烧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彩釉陶器。
在制瓷工艺上，中晚唐器物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出现了式样优美的执壶、碗、碟、壶、罐、盆、钵、洗、灯、枕、盒等，新鲜的式样越来越多。晚唐时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器物质量更有保证。以前坯件叠装，所以器底很厚以便承重，有窑具支烧痕迹留存；又因明火烤成，釉面常有烟熏或粘附沙粒的缺陷。有匣钵保护坯体以后，不再重叠支烧，不易损坏，瓷胎可以减薄，而且釉面光滑。加上坯泥加工、釉料处理、施釉技术也逐步提高，为制造精细瓷器创造了条件。中晚唐，青瓷越来越青翠乃至出现秘色瓷，白瓷的白度越来越高，由施半釉至施全釉，其精品体薄釉润，光洁纯净。9世纪段安节《乐府杂录》记乐师郭道原"用越瓯、邢瓯十二，施加减水，从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胎骨坚实、致密，叩击才能发出金石之声。
瓷器精美则受欢迎，价值高；胎体薄，器物轻巧则可多装多运，摊分运费下降，这都有利于陶瓷外销成本降低、利润增加。可以说，到了唐代，陶瓷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多种产品有着自己的鲜明风格，形成规模生产，外销的生产条件业已具备。
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国际贸易的发展有赖于国内国际的良好环境。
强大的汉王朝崩溃以后的300多年当中，国家一直处在分裂和战乱状态之中，中国对外交往发展有限。其间公元280年虽然西晋曾统一全国，但时间短暂，国力不强。公元581年隋朝重新统一后，开拓四方，开凿大运河，滥用民力使其享国不长，对经济发展的效果在后世才能见到。其时重视对外关系，实行开放政策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但亦不能不受到时日无多的局限，国际贸易未有更大突破。
公元618年唐王朝灭隋而立，比隋朝更为统一强大，社会安定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缔造了一个屹立世界东方的文明昌盛的大国，同时也造就了比前代更为良好的发展经济与对外贸易的环境。
经济上，农业和手工业都有长足的进步。唐代采取了一系列与民生息的措施，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犁、铧等铁制耕具的改良与普及，筒车、机汲等提水工具的发明，新的耕作技术的出现，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中唐时期，据说"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元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第三》)唐代有中央和州县政府设置或私营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生产规模扩大。主要依赖自由工匠或雇佣工匠进行生产。工匠地位改变，积极性提高，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明显提高，唐代的丝绸、陶瓷、铜器、金银器都很精美。陶瓷生产有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环境。
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唐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确立科举制，打破门阀世族政治，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为庶族地主参政创造条件，于是沿用千多年直至封建制度行将终结之时。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雇佣兵代替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府兵。以庄园制代替均田制，在由国家按官吏和农民等级授田的均田制受到商品经济冲击破坏，土地日益集中之后，由客户和庄客向庄园主租种土地，成立租佃关系，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关系的一大转折。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赋税由以实物形态为主转化为货币形态为主。同时，又建立了空前完备的法律制度。《永徽律疏》，后世又称为《唐律疏议》，以刑事为主而涵盖民事、行政、司法、诉讼，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婚姻家庭、债权债务。确认"良人部曲合有资财"，减少死刑并废除连坐俱死的规定等，有其进步意义，是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这些都有利于缓和与调整社会矛盾，弱化人身依附关系，顺应民心社情，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构成有利于陶瓷生产发展的较为清明有序的政制环境。
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扩大使唐代成为中国商业发展的转型期。从远古至唐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逐渐有所放松，在民间乃至有政治远见的士大夫中，趋于正视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宽商利民思想兴起，商人地位提高。由此商业活动得以发展。由过去不经常的交换与贩运，发展到出现了城市的商肆或店铺，有了固定的经营地点。同类的商业或手工业作坊联合起来，保护自己切身利益，出现了"行"的组织形式，还有商帮，商人数量之多势力之大，远超前代。由此造成以西安、广州、扬州、杭州、汴州、益州、瓜州为代表的商业都会的繁荣，舟车辐凑，奇珍汇聚，商旅交集。为陶瓷等各种商品准备了市场，开拓了流通渠道。
文化艺术辉煌灿烂。唐代初期仍继续流行骈文，中叶时韩愈、柳宗元倡导散文体的古文运动影响与支配着此后的文坛。唐诗更大放异彩，体裁齐备、辞彩丰华又多具深刻内容，杜甫、李白等名家大作，妇孺皆能上口。音乐、绘画、书法、哲学、史学、科技皆成就卓然。我们在注意到唐代文化的继承与创造的同时，亦要注意其开放与兼容的特性。如鲁迅先生《看镜有感》一文中的话；"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遂形成陶瓷艺术的良好文化氛围。其时社会风气渐趋浪漫侈靡，而饮茶之风大盛，讲究茶具，要求清雅大方与有助茶色呈现，促使瓷器质量相应提高。如瓯是当时流行的茶具，是一种容量小、有圈足、有盏托的盏，常见于唐诗。如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韩倔《横塘诗》的"越瓯犀液发茶香"等。皮日休《茶瓯诗》更赞道；"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似旋眼，萍沫香沾衣。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唐代不但营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对外亦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友好交往关系。唐初，西亚有大食国崛起，其疆土辽阔，航海事业发达，重视与中国贸易。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传统关系得到保持与发展。在东方，唐与新罗保持稳定友好关系，并进而沟通东亚其它地区。日本国内改革，全面吸收唐朝制度文化。对外交往上，唐代继隋代之后大力推行开放政策，成效更为卓著，国际贸易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为陶瓷之路的铺筑奠定了基础。显庆六年(661年)前，唐已于最大对外贸易海港广州首设市舶使，管理海路通商、朝贡事宜。市舶管理机构称市舶使院。是为中国海关的起源。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曾记录广州海外贸易之盛，"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当时外商众多，聚居城南蕃坊，当局许设立蕃长管理日常事务和招邀外商。唐律规定，外商"同类相犯者，须同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当局又许外侨保持各自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故当日广州已建有伊斯兰教的怀圣寺和光塔。除广州外，交州(州治在今越南河内)、明州(州治在今宁波)、扬州等也是唐代重要的贸易港口，繁华兴旺，外商纷至沓来。自然而然地，精美的陶瓷进入外商敏锐的视线之内。阿拉伯人着于9世纪中叶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记载，阿拉伯商人眼中，中国的瓷碗"晶莹得如同玻璃杯一样"，"隔着碗可以看得见碗里的水"。这是外国人关于瓷器的头一次描绘。由此可见，形成陶瓷之路的国内国际环境已经完全具备。
陶瓷的外运外销
陶瓷的外销因其体积大、重量重、易破碎的特点，受到运输条件的制约，故陆运不如海运，小船不如大船。而航行时间过长则运输费用大，资金占用时间长；时间缩短则成本降低，资金回笼快。换句话说，造船、航海技术的水平与陶瓷贸易有重大关系。
海上交通贸易始于何时？笔者以为，据汉初《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象、珠玑"，经略岭南，在公元前214年设南海郡于珠江下游，以此作为开发南海的根据。据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南海郡治蕃禺(今广州一带) "亦一都会也，犀、象、珠玑、果布之凑"，在汉初九大都会中唯此以经营海外舶来的珍宝、香料等商品为特色。 西汉早期即南越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陶象牙、陶犀角、绘犀牛漆扁壶、燃熏香料的铜熏炉和陶熏炉，1983年在广州象岗西汉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珠玑、波斯风格凸蒜瓣银盒、一捆五支粗壮型非洲象牙、以西方金丝焊接工艺制造的小金花泡饰等文物，可以印证上述文献，补充海上交通贸易的内容。该墓所出饰海上货船队纹样的铜提桶和其它南越国时期墓葬出土的船模，可见舵、橹的形象和水密隔舱的雏形，说明古蕃禺造船航海的水平在世界上领先，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但这时期国际性的海上交通贸易虽已兴起，但陶瓷器物自身外销条件尚未成熟 ；而船只排水量小，又只能沿岸行驶，航速慢，也不适于陶瓷贸易的需要。
到了汉武帝平南越(公元前111年) 以后的西汉中期，中外交往日益频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之滨出现老港番禺和新港徐闻、合浦、日南并存的兴旺局面。汉使由此出发沿岸航行，可经东南亚多个国家，抵达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 。即带去黄金和各色丝绸，换回各种宝物，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发现，进出口的都是体积较小、易于运载而经济价值高的商品，出口货物中的杂缯即是各种颜色的丝绸，确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未见记载陶瓷贸易。三国至南北朝时开拓了由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以东和西沙群岛北礁至东南亚的航线，更为便捷。南海诸国的海上活动亦趋活跃，与中国交往最多的有扶南（柬埔寨）、诃罗丹（爪哇岛）、斡陀利（苏门答腊巨港）等，东方有高丽、新罗、日本。隋朝结束了中国的分裂局面，实行开放政策，鼓励对外贸易。多次派遣使臣出访高丽、日本等多个国家。《隋书：赤土传》载，赤土国"在南海中(笔者按：在今马来半岛南部一带) ，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大业三年(607年) 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由广州乘船出使，"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仍是绸缎为礼品，一直未见以陶瓷为国礼或外销商品的记载，因此有理由认为陶瓷之路至此尚未出现。
唐代是汉代以后中国古代又一盛世，大力奉行开放政策，对外交通贸易极其发达。《新唐书：地理志》载贾耽所记中外交通要道有陆路五条、海路两条。其中从营州陆行和从登州海行均可抵高丽。更有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途经30多个国家，远达西亚和东非，总长14000公里，是当时世最长航线。航期138天，比过去大为缩短，为因造船航海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航速并离开海岸取直线行驶所致。唐代僧人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有载，当时可造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的苍舶，而且船体坚固，经得起大风大浪。《中国印度见闻录》也说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通行无阻。莱诸所译的《印度中国航海故事》一书说中国商船体积大，它将货物运载至西拉夫港后再用小船转运。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名著《黄金牧地》称："中国之船直航瓮蛮(即阿曼)、波斯湾泮之西拉甫港、八哈刺因、俄波拉、巴斯拉等港，而以上诸港之船舶，亦直航至中国也。"
考古发现与文献可以互相印证。1977年在广东珠江口伶仃岛附近海域打捞起一个唐代青釉四耳罐，高40、口径22.5厘米，侈口，深腹，厚胎，发现时与青釉碗大小相套。宋代《萍洲可谈》卷二载，从广州启航海外的船舶，"货多陶瓷，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看来这种节省舱位的包装方式在唐代已经开始采用了。
中唐以后，中国陶瓷海上运输增多，在海路所达的亚非地区，多处出土了中国唐瓷或瓷片。
1974年，宁波余姚江唐代出海口附近发现一艘沉船，从中找到几百件越窑青瓷器、长沙窑青釉褐彩器和少量黑釉器。同出一块刻"干宁五年"款方砖，证明这是一艘唐船。宁波在唐代称为明州，是中国一大海港，赴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的海船多由此启航。韩国曾发现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壶，上有"卡家小口，天下有名"字样；在日本筑野市大门出土的一件青釉壶，腹部呈瓜状，三处施椭圆形褐绿斑，与宁波沉船中长沙窑和越窑青瓷壶式相同，褐彩绿斑也相同。
日本在玄海滩发现唐三彩长颈贴花瓶碎片；在奈良市大安寺地下发现唐三彩陶器和绞胎陶枕，陶枕达30多件；奈良县安部寺址西北出土唐三彩兽足残片；福冈县立命寺出土了越窑瓷器；平城京发掘到越窑青瓷；药师寺西僧房遗址中发现唐代白瓷、青瓷和长沙窑青瓷壶。
在印度尼西亚也出土不少，有唐代越窑、长沙窑器和唐三彩陶壶。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发现过唐代四耳青瓷尊。
巴基斯坦卡拉奇东郊的班布尔，是古代印度河沿岸的重要港口。这里发现晚唐的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碗，在西南海岸的阿里卡美，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印度河上的布拉明纳巴德，1020年地震成为废墟，在此发掘出有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
在波斯湾的阿拉伯重要港口席拉夫，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包括唐代的白瓷和越窑青瓷。
伊拉克的萨麻拉，883年成为废墟。在遗址中发现了唐代白瓷、越窑青瓷和三彩陶器的碎片。巴格达东南忒息丰附近的阿比耳他遗址，曾采集到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和白瓷。
埃及的福斯塔城是开罗的前身，642年阿拉伯军队征服埃及后建成，13世纪初叶成为废墟。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六、七十万件陶瓷碎片，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和小山富士夫从中拣出中国陶瓷片12000片，其中有唐代越窑青瓷600多片，还有不少唐代白瓷和三彩陶瓷碎片。令人惊异的不但是这里出土陶瓷片数量之大，而且在于非常精美，远超于上面所提到的其它遗址。
以上是初唐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从海上航运能够到达的沿线地区广泛地发现中晚唐陶瓷的情况来看，有力地证明了至迟在9世纪已经形成中国陶瓷外销的海上信道。故此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称之为"陶瓷之路"。陆路从中国洛阳、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也可以把陶瓷运到中亚和西亚地区，但运输量本来不及海运。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势由盛而衰，吐蕃乘机一度据有河西陇右之地，后来吐蕃内部分裂割据战争不已，故此西域不能畅通，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不易阻塞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更形重要。
陶瓷之路情长谊深
光彩夺目的中国陶瓷令人耳目一新，在世界市场上深受欢迎，为9世纪以后的中国热掀起新的浪潮，瓷国(China) 之称通行于世。中国陶瓷激发了多国工匠的创作热情，模仿唐三彩成一时风尚，于是产生了新罗三彩、奈良三彩、波斯三彩、埃及三彩等等。仿越窑则有高丽青瓷和日本濑户窑产品、埃及的青釉、黄褐釉陶器。仿邢窑则有波斯的白釉陶器和埃及的白釉陶器等等。这些仿制活动又多与各自民族特色相交融而各具姿彩。
陶瓷的外销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至宋代数量猛增，成为中国第一位的出口商品。东南沿海出现了很多专产外销瓷的窑场，如广州的西村窑、潮州的笔架山窑。而朝鲜半岛的仿越窑青瓷和仿汝窑青瓷也返销中国，有时难以与中国瓷区分，同样受到欢迎。日本、越南、泰国的陶瓷也先后外销。于是海运与陶瓷业俱荣，各种物资的交流、文化科技的交流随之而生。世界文明的进步速度随之加快。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及其技术先后进入欧美，欧美也相继造出了自己的瓷器。
陶瓷之路的繁荣与竞争，不但没有打击了中国陶瓷业，反而提供了无限的商机并促进其自身工艺的发展。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成就非凡。元代青花和青花釉里红为瓷艺里程碑。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珐琅彩争丽斗艳，景德镇成为世界闻名的瓷都。专供外销的广彩瓷器亦应运而生。中国陶瓷新品种层出不穷，其精良高雅与多姿多彩世所公认。同时，亦应充分估计外来文化养份对它的良好影响。
陶瓷就像友好的使者，联系着五大洲，给人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为传播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人民友谊做出了贡献。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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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 刘朐等：《旧唐书》。
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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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
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张星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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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