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正值中埃文化年，中埃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增多。4月11日，埃及驻华大使馆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举办了埃及考古新发现座谈会，为中埃两国文化交流再添砖瓦。中国与埃及作为两大文明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丰富的历史文明遗存。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是建立在对文明的历史考察与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学科，埃及学由来已久。那么，埃及学缘起何处？中国的埃及学发展历程与现状如何？埃及考古新发现对埃及学将产生哪些影响？以及中埃考古合作的前景如何？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子林博士。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埃及学的由来？
郭子林：埃及学从定义上来讲，它是研究古代埃及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在国外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古埃及是一个失落的文明，与中国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是延续的，古埃及文明在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就中断了，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古埃及文字成了“死文字”，已经没有人认识了。当然，人们在宗教观念、文化意识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古埃及文明就经历了长时期的被同化过程。在公元5-6世纪，基督教就已经在埃及人的思想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曾有一位埃及学者尝试研究古埃及文明，试图恢复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他连古埃及文字都没有解读成功。在此之后的整个中世纪时期，没有人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直到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以得努（Deno）为首的一批随军学者编纂了24卷本的《埃及纪行》，这套丛书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进一步激发了欧洲人研究古埃及的热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古埃及文明，尤其是想要解读它的神秘文字。
1822年，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天才商博良成功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在《致达西尔先生的一封信》中阐述了自己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和观点。他的观点后来经过他本人和其他学者的验证，证明是正确的。这封信就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整个19世纪属于埃及学的奠基阶段，文献的解读、考古遗址的积累以及古埃及文字词典的编撰是这一时期的三项重要工作。古埃及文明史的基本框架被构建出来。
从20世纪初开始，埃及学向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更为细化，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纸草学、碑铭学、建筑学、艺术学等都成为埃及学的重要研究方向。1914年，《埃及考古学杂志》创刊，这是埃及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儿，对埃及学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埃及有很多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如1922年图坦卡蒙墓的发现与挖掘、拉美西斯二世家族墓的发掘、阿玛尔纳书信的发现和研究等，进一步丰富了埃及学的研究维度。到21世纪初，世界很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埃及学研究机构，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埃及学家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埃及学者约上千人，埃及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体系较为成熟的国际性学科。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埃及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郭子林：我国最早接触埃及学的人应该是清末被派遣到英国学习先进经验的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端方。他在去英国的途中，经过埃及，喜欢收藏各种金石器物的金石学家端方对古埃及石碑产生了兴趣，便做了一些拓片，还买了一些石碑回来。当然，他还买回了其他一些古文物。民国初期，一个知识分子根据古埃及文字的形态将其称为“象形文字”。20世纪30年代，中国向欧美国家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其中夏鼐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埃及考古学，并获得埃及考古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古埃及串珠》一直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到目前尚未有人超越。夏鼐先生回国之后，因客观环境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投身到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教育部聘请苏联世界上古史专家来华授课，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教授林志纯先生配合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班，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世界古代史研究学者，这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埃及学家刘文鹏先生。20世纪80年代，林志纯教授联合复旦大学的周谷城教授和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向国家教育部上书，要求建立我国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机构，培养我们自己的埃及学、亚述学和希腊罗马史专门人才。国家教育部高度重视三位史学老前辈的呼吁，于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该所此后便成为培养我国埃及学研究人员的重要阵地。目前，我国埃及学学者大约十几位，主要分布在北京和长春等地。我国的埃及学研究主要侧重在文字与文献研究两个方面，在考古方面还比较薄弱，较少能够直接使用发表出来的考古资料。
记者：请问近年来埃及考古新发现对埃及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郭子林：文字、文献和考古，我称其为埃及学研究的“三驾马车”。要想做好埃及学研究，必须要懂文字，会读文献，有考古经验。在国外一些高校院所，埃及学被划入考古学系。所以，在考古学上的任何一个新动作、新发现对埃及学的触动都是直接的和重要的。
先从远处来说，1922年轰动一时的图坦卡蒙墓发掘不仅发现了巨大的物质宝藏，以学术视域来看，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较完整地保存了图坦卡蒙时期的古埃及文物，全方位地揭示了古埃及人的丧葬习俗，如古埃及人是如何埋葬的，有哪些陪葬品，有什么规制以及坟墓是怎么建造的等等。图坦卡蒙墓的壁画和陪葬品等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埃及人的社会风貌与文化习俗。此前发现的古埃及陵墓基本都被盗掘，不能全面揭示上述内容，这凸显了图坦卡蒙墓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这也有力地说明了考古新发现对埃及学的贡献。近年来，埃及考古队对金字塔周围工人村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考古队在这里挖掘出工人居住的房间，发现了房间内的生活用品及墙上的“涂鸦”文字。这些新发现使学界改变了对金字塔建造者的认识，至少目前保守性的看法是：这些建筑者主要是工人和季节性农民，而非以奴隶为主。
2005年至2010年间，埃及考古学家扎希·哈瓦斯（ZahiHawass）利用DNA检测和CT扫描技术对埃及帝王谷里的木乃伊进行重新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有以下几大发现：一是找到了哈特谢普苏特的木乃伊。哈特谢普苏特是古埃及著名的女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继母。二是找到了法老埃赫那吞的木乃伊。通过CT扫描和医学检查，发现他并不像雕像上刻画的那样大腹便便与女性化。三是通过对图坦卡蒙的木乃伊的科学检测，发现这位英年早逝的古埃及法老真正死因并非如之前猜测的那样死于谋杀，而是因为左腿断裂受感染致死。通过木乃伊医学解剖分析发现，图坦卡蒙天生体质较差，身体多处患有疾病，身体抵抗力较差，所以一次普通的外伤感染便要了他的“小命”。
总结来说，近年来埃及考古新发现对埃及学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已有的埃及学研究体系进行了补充，并开拓了埃及学研究的新领域或新方向；二是对已有埃及学认识的证实或证伪，不断修正我们对古埃及文明史的认识。
记者：请问中埃两国是否已经进行了一些考古项目的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郭子林：虽然中国考古“走出去”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与成绩，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已经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南美洲的洪都拉斯展开了田野考古工作，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队进入埃及进行考古发掘。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埃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与深入，两国势必会在考古领域进行合作。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试图与埃及有关机构及学者建立联系，探索双方在考古领域里的项目合作，让来自中国的考古队走进埃及，为古埃及文明与中国古文明的比较研究架起桥梁。
至于考古和研究成果，只要中埃两国在考古领域里建立起合作，中国考古队在埃及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以及研究，中国考古的丰富经验必将推动埃及本土考古学的发展，为古埃及文物的保护做出重要贡献，也必将在古埃及文明和中埃古文明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这些都将大大推动中国考古学和埃及学的大发展。
记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埃两国在考古领域能进行哪些方面的深入合作？
郭子林：世界上几乎所有考古强国都在埃及有考古项目。埃及考古工作对考古队伍、考古技术、经费投入等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如果中国考古队进入埃及考古，那将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意味着中国从一个考古大国迈向了考古强国。如果中埃两国在考古领域达成合作的话，那么可合作的方面会有很多，不只局限于考古发掘。埃及在文物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2016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在学部委员、考古所所长王巍的率领下访问埃及，在会见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现任埃及文物部部长）埃纳尼教授的时候，埃纳尼教授就明确提出，希望中国能为埃及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帮助，帮助埃及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人员。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成熟，完全可以为埃及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提供帮助。文物追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埃两国都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物流失海外，双方在这一方面可以互相借鉴经验、提供支援。再如，一旦考古合作开展起来，那么考古学和埃及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就会更加容易地开展起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古文明的比较研究。总而言之，双方可合作的方面很多，但前提是双方必须要迈出合作的第一步。
记者：试问，如果中埃两国顺利达成考古合作，那么这将对深化两国文化交流产生哪些影响？
郭子林：文化交流应该是多方面的，应该是互动式的，还应该是互惠互利的。也就是说，在谈到文化交流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国家战略层面的互惠，还要考虑具体操作领域的互利。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认为中埃两国顺利达成考古合作，会对两国的文化交流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在外交战略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就与之前西方世界提出的以对抗为前提的“文明冲突”等观念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强调的是文明间、地区间、国家间的“对抗”，我们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承认各个文明的不同，在不同中寻找共同点和合作的可能，关注全球性问题，关注全球人类的命运问题，这个战略是具有“合作”精神的，体现了我们对人类共同关注的和平、民主、发展的追求。中埃考古合作将对这一战略提供更多的学术支撑。如通过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证明在古代中埃两国就有交往，两国文明是有互鉴的，那这样就可以证明——至少是从中埃双方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以实现的，是有这种传统和依据的。这是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影响，是对中埃双方都有利的。
2013年，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从陆路和海陆都通向埃及，埃及是一个重要的支点。同时，埃及在非洲地区和阿拉伯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在埃及通过考古发现自古以来中埃两国就有着长远联系，甚至在文化上有着交往与互鉴，那这就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深入交往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也能促进中非、中阿友好的发展，提高中国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就更具多元意义了。
从考古学领域来说，中埃两国考古合作将实现中国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的转变。美、德、法、意等考古强国在埃及都有考古队进行挖掘，中国进入埃及进行考古，证明我们在技术上、人才上、研究能力上达到了国际水准，跻身考古强国之列。同时，通过考古合作，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考古经验以及先进理念、先进的文化传播出去，这也是一种软实力的构建，对构建我们国家的文化战略也是非常有裨益的。
从古文明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国埃及学的发展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但仍然没有获得国际埃及学的足够重视，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一个东西，那就是埃及考古学。没有在埃及考古，我们就很难掌握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迟滞于西方国家的同行，也就很难进入埃及学研究的国际殿堂。如果中埃考古实现合作，那将直接促进我国埃及学的发展，使中国埃及学直接登上国际舞台。一方面它将促进我国对古埃及文明的直接研究，使中国的埃及学学者直接掌握一手资料，在研究成果上赶超欧美同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通过对古埃及文明考古材料的分析，结合对中国古文明材料的分析，进行古文明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中国古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考古文物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发现两个文明之间的一些共同点和不同点，也许还能发现两个文明之间在历史上的文明互鉴线索，可以解决考古学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研究不仅会推动埃及学的发展，也会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前进，甚至将对世界古文明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再具体一点讲，在具体考古合作过程中，埃及会获得我国考古队的多方面帮助，我们的考古队会为埃及古文明的再现提供考古成果和研究成果，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考古地区的经济发展。考古和研究工作展开之后，我们的埃及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会走向国际，国际化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会促动埃及和中国学术界的直接交流，会为繁荣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直接而长期的贡献。这样的影响是互惠互利的。
总而言之，中埃两国间的考古合作对推动深化两国文化交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期望它能为2016中埃文化年增添新的光彩，为中埃两国人民的互信与友谊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