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佛教在汉朝已经传入长安了，那么“汉传佛教”和当初从印度传来的“印度佛教”，它们有什么区别？又为什么会分出“汉传佛教”这一派？
吕建福：首先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传播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一定会和当地的民族、文化、地理结合在一起。我们所说的“汉传佛教”是指以汉语言汉文字来传承的佛教，并不是单指在汉族地区传播的佛教就叫汉传佛教。韩国、越南的佛教也叫“汉传佛教”，少数名族用西夏文传播的佛教也叫“汉传佛教”，用契丹文传播的也叫“汉传佛教”。总的来说就是以汉文化为载体来传播的佛教叫“汉传佛教”。汉族这个名字本身是与汉代有关系，尤其是与汉中、汉水有关系。最后汉代把朝代叫“汉”把民族也叫“汉”。事实上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名字，什么朝代叫什么人。所以汉传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和中国的文化融合时，他已经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汉传佛教传播到藏族地区、蒙古族地区时，他们的经典是用藏文来传播翻译、去念的。同样是去念一个波罗经,我们汉人用汉文去念，他们藏族人用藏文去念，印度人用梵文去念，所以说我们这个汉传藏传这个根不是印度，但是汉传佛教翻译成不同文字又结合不同的当地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就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我们把它叫汉传佛教，他们把它叫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不光是在藏族地区，也包括蒙古族地区、还包括满族地区，当然还有土族、纳西族、裕固族，这些民族都信仰藏传佛教。所以说在汉地区传播、带有汉文化特色的并且用汉文来传播传承的的佛教文化叫汉传佛教，实际上只要是需要用汉文作为媒介来传播的佛教，都称为汉传佛教。
记者：佛教传到当时的国都长安之后继续发扬光大，很多的佛教人物、思想都在这里诞生。您怎么评价陕西佛教在整个佛教界的地位？
吕老师：陕西佛教本身就是佛教的一个中心，既然当时作为全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那长安佛教也是代表着整个中国。它是全国佛教的一个精华所在地。集合全国的力量所有的精英分子都在这，那是达到白天翻译经文晚上就开始讲。各讲各的，比现在还繁荣。所以现在陕西佛教虽然因为西安地位下降而有所降低，确实沦为一个地方性佛教。但依然保留古代盛唐时期的面貌，各个宗派都在这儿发源地，所以深厚的基础依然在。
记者：“佛教”和“佛教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您觉得佛教和佛教文化的差别性如何体现？
吕建福：我个人认为佛教相对于基督教等5大宗教而言具有体制性的差别，佛教是一个大的概念，佛教文化是个小的概念，佛教文化只是佛教中用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现象，比如说佛教的书画，这些都是佛教文化，它只是用文化表现出来的意念，是个小概念，也是一个次生概念。中国官方性的“文化”指的是什么呢？比如办图书馆，看电影，群众艺术等等就叫文化，比古代的“文化”意义是更繁华了，佛教文化的表现大家是好接受的，只是带有宗教的色彩。佛教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去看待，所以大家容易接受。而佛教是个大概念，佛教中所有的佛教制度，思想教育，寺院和尚都属于佛教。所以说佛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它是一种学说，一种启示。
记者：根据资料显示，在盛唐的时候密宗是从印度传到长安的，而且在李唐王朝的时候统治者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十分相信这个东西的，但兴盛的时间比较短。那密宗在陕西佛教中呈现出一种什么地位？对当代人们的思想又有什么影响？
吕建福：盛唐之前，我觉得长安佛教，是全国佛教的中心。不是一个地方性佛教，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哪里是政治中心，哪里就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西安也是一样的，在汉唐时期的西安就是全国的中心，它的佛教也是代表全国性的。因为是全国的中心，像现在的北京一样。西安是古代的佛教中心，甚至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世界佛教的中心。玄奘去取经的时候，他的老师做了个功，他老师在纳伦土司待了很长时间，老师就带他去看纳伦土司，玄奘去一看，满都是一副颓废破败的样子，他老师预兆说，引渡以后，佛教会往东走，菩萨都往东走了，佛也往中国走了，意思就是说以后中国就将是佛教发展的地方。虽然这句话是胡说的的，但当时的长安确确实实是佛教的中心。杜老师写过的那个佛教史章节里面就理出来；他说，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它就是世界佛教的中心。他的这个定位就很有见地。当时西方人印度人西域人到洛阳后，看到云隐寺那么高大那么宏伟，佛教节日时那么发达，那么热闹。当时人就说我去过印度那么多地方，就还是中国的佛教最发达兴盛。他们当时就觉得佛教的中心就在长安。所以说古代长安本身就是佛教的中心。开元之后呢，刚讲了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关系，印度流行什么，马上就传到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潮，一波一波的思潮，最早呢波若学流行，后来中国人喜欢玄学，然后玄学流行，两个都开始流行。开始流行在印度，在西域流行，然后又传到中国，大家又都去学这个。到唐朝的时候，密教传了过来。但是只讲道理说方法不行，要实际去修行才行。这才是实打实的，要磕头，磕几个才起作用，密教是讲依皈，依皈就是怎么去做。所以又是一波流行，到了开元年间，就是金刚智，善无畏，来中国。随后僧一行帮助他们译经。金刚智善无畏来了以后，他们翻译了大量的经典，因为他们不懂汉文。而僧一行懂，所以就帮他们翻译。最终翻译出很多密教经典。后来不空来到了内地，是从新疆这边来汉地的的，后来跟着金刚智学习，但没学到东西。金刚智死了以后，他就去了斯里兰卡，又去了印度，去了5年。回来以后大量的翻译密宗经典。
密宗当时是在宫廷，密宗是很严格的，它不往外传的。不是谁随便听一些法就能学到的东西。那时起依皈很复杂，只有那些入室弟子才能学到东西。而且学习密宗需要曼陀罗那些各种金银法器，你要做什么法，你要受曼陀罗的观念，是需要钱的。它需要有钱的人才能去做，皇帝和那些大臣们才去受这种法，而这无形中也限制密宗发展。它只能在宫廷里发展，只能在上层里发展。老百姓中是发展不下去的，所以老百姓群体就被禅宗占领了，禅宗不认识字也可以啊，师傅去教你几句语录你去背就行了，这就叫农禅，适合农民，所以禅宗就普遍发展起来了。因而密宗在唐朝灭亡后它也就消失了，好在日本人来了把它传到日本去了，日本一直保留到现在。到了日本后它发展也很快。实际上密宗是皇室御用的宗派，而华严宗只是讲个道理，你做不了这些法事天皇需要这些法事的。所以密宗大量念护国经这样的东西，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很有效，所以它就得到了天皇的信仰，有的天皇还直接信仰密宗。有的天皇还出家成密宗的和尚，所以密宗在日本一直繁荣发展到现在，咱们中国就没能发展起来，只有些信仰。所以和密宗本身的特点有关系，一直在宫廷里传播。
记者：在当下很热的议题“一带一路”当中提到“五通”，其中有一个就是指民心相通，那佛教文化怎么给“一带一路”当中的民心相通助力？
吕建福：民心相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这个层面，很多民族文化也不一样，那么民心怎么相通呢？我觉得唯一相通的就是信仰。这个宗教信仰不仅仅是对神的崇拜，神的存在。信仰是有好处的，因为神被大家塑造为伟大高尚的。什么是佛？什么是基督教？什么叫上帝？什么叫真主？对他们的描述的其他宗教都一样。这是人树立在信仰宗教时就表示人树立了一个最完美的东西。人发展的前途，人最高的境界。信仰宗教的人有个好处，尽管自己做不到，但有个很高的目标。那么一旦树立远大目标，那么这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和这联系到一起了。就像我们解放前，抗日战争那时期，有个共产主义的目标，那么就说这些人不怕牺牲，敢去敢做，理想很重要。但人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以后，才往这个方向发展，才估计自己的言行、语言，向自己的方向发展。所以说没有目标是不行的。我们现在讲的民心相通就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大家共同发展自己的经济。共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是民心所向。这个一带之路有没有到我刚才讲的这个程度，只能说社会发展生活幸福是大家共同的追求。这也没错，宗教的最终目的也是这个。所以说佛教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佛教这个理念应该选他。你自己的事要自己负责，你的幸福生活可能和神有关系，但你不能把自己的责任也推给神。
记者：“一带一路”里谈到玄奘精神，包括佛教界学术都在提这个东西。您怎么看待这个精神？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来领悟这个玄奘精神？
吕建福：其实现几个很重要的中华民族精神，都体现在玄奘身上。比如说玄奘不畏艰险，它就是沿丝绸之路去的，克服千难万险就不怕牺牲，就像我们共产党员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献身于事业。宗教精神，就是不怕牺牲。追求高尚的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精神，这个牺牲本身就是个宗教的词。玄奘连名字都不要。他不怕牺牲，引渡路上九死一生，在吐鲁番这个地方差点死掉，爬了一段时间找到一个水坑，才有了性命。和他一起走的人早都跑了，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不怕艰难，就是玄奘精神。还有最主要就是奉献精神。玄奘精神就是奉献精神，它事实上就是奉献给大众了，奉献给人民了，他取经回来既保留了佛教的文化又保留了印度的文化，才让辉煌的文化保留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