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清扬 新华网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近五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遗留下来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了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是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唐代文学全面繁荣的局面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取决于文学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秦汉以后的第二个兴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了空前的辉煌博大气象，如国家的空前强大，空前统一，经济发展，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等。同时，唐代的君主，也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太宗、玄宗的诗曾为某些文人所称赞。武后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王维死后，代宗曾关心他诗集的编纂工作；宣宗并曾写诗悼念白居易，这对倡导作诗的风气，提高诗人声誉，是颇有作用的。同时唐代特重进士之科，在进士科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丹霞路在五言中”。这对一般文人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及诗歌创作的繁荣是有很大的促进的。
在宗教和文化上，唐代儒道释并存，统治者对儒、道、释三家思想都很重视，儒、道经典都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佛教也得到武后、宪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学说也未受排斥，思想和言论都比较活跃（当然，儒道释思想对文学也各有消极影响）。诗人即可以歌功颂德，也可以寄情山水；还可以指责时弊，讽刺帝王权贵的昏庸荒淫，揭露社会阶级矛盾和贫富悬殊。几乎是诗无不言，没有禁区和忌讳。诗人因诗詈罪的极少。如“唐初四杰”的骆宾王，若是只写诗，不去写什么讨武后的檄文（《讨檄》），也不会因写诗而被杀。陈子昂若不是与武后家族不和，也不会仅仅因反对齐梁诗风、主张继承“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提倡诗歌革新而遭武三思迫害。远远不会像清朝的人，只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就掉脑袋。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蔑视礼法、狂荡不羁、叛逆不道的“诗仙”李白，也被玄宗召见并命供奉翰林。他的诗气势磅礴、雄奇豪放，反映了唐盛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是继屈原之后，汉语言文学铸造的一座浪漫主义新高峰，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圣”杜甫，也曾任左拾遗（官不大，从八品）和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杜甫和许多诗人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和讽刺都能被统治者及社会所接受和容忍，并没有引发大兴“文字狱”。致使杜甫能逐渐攀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他的诗也能被公认为“诗史”。随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又在中唐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他们主张“两合”（与现代的“两为”有所不同），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也与“梨花体”不同，他们的诗揭发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如著名的《卖炭翁》、《红线毯》和《轻肥》等。这说明唐代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思想是比较开明、开放和包容的，允许这些似乎“不和谐”的声音存在，并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虽然唐代没有设立什么文学奖，譬如屈原奖、庄子奖、李白奖和杜甫奖等等，但文学仍然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这说明：宽容和兼容比设奖更重要，开明与开放比鼓励更有效。
现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那么同理，与经济一样，文化也要增长，对文化的增长、发展也应该有“包容性”了；以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胸襟，不搞特殊垄断和歧视，文化的发展也才会和谐而生机勃勃。
唐代这种对文学多元化和不同声音的兼容、包容更有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是一味的禁和堵；遵循文学发展规律，通过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和文学作品本身的自然竞争，流传下来的绝大多数还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要相信人民群众的鉴别力和历史的公正与公平。应该说唐诗的主流是好的，并非不设禁忌就全是所谓假大空、梨花体和下半身写作的作品。所以唐代留下的诗歌近五万首，占主导的也绝不是点缀升平的御用文人的作品如宫体诗和宫廷诗歌等。看看《唐诗三百首》，佳作真是琳琅满目、绚丽多姿、奇情壮采、蔚为大观。难怪鲁迅都慨叹，好的诗词在唐宋基本写完了（也许只是说要超过唐宋是很难的，并非就不能开拓创新了）。
现在看来，值得遗憾的是：若唐代统治者在创建空前的文治武功的同时，还能站得更高一些，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依仗唐朝的经济文化在当时世界领先的辉煌的“霸主”地位，能在盛唐就设立鼓励文学创作的“李白奖”和“杜甫奖”，并作为一种制度和机制保存和流传下来，那么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持中国古代文学乃至现、当代文学的长盛不衰将产生无比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中国人是十分珍惜和重视传统的，对老祖宗的“经典”典章制度轻易不会改革（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而这种继承优秀传统与顽固守旧、抱残守缺是有天壤之别的因唐代文化可以说是当时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唐代的生产力也是当时世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若真能这样，那么自唐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并一直延续到“文革”而愈演愈烈，也更不会出现当下文学被金钱逼到的“边缘化”的尴尬局面，以及草根文化的蓬勃蔓延，产生那么多无聊的这体、那体的“口水诗”。甚至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盲目“追星”的“粉丝”族，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欣赏能力和鉴别能力，至少也应该保持或接近甚至要高于唐代的水准。或者再想得乐观和美妙一点，有着中国灿烂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李白奖”和“杜甫奖”，也应会与“诺贝尔”文学奖等价齐名、相映生辉（并毫不逊色），被世界各国文艺巨擘和精英终身企盼和梦寐以求；而有了这个历史形成和流传下来的良好的制度和机制的文化模式，保持着高于唐人文学素养和品位且胸襟更开阔的国人，要拿文艺（待其消除某些不应有的偏见和隔阂后），也应有易如反掌和探囊取物的轻松与自信；若获了“诺”奖，比当年高中，一日看尽长安花或许更为自豪和飘逸。这样谈，并非言现在的文学奖设得太晚，而只就其历史文化的悠久来说已略感遗憾和无法相比，前者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延续和保持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民族基因，保留民族的记忆特征，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并对于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增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都将起到非常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