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长林：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

—关于“桃花源”原型新说

内容摘要：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尤其是从开发情况、历史事实、地理方位、水系分布、自然生态、文化传承、社会生活图景、语系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是贵州铜仁。

关键词：桃花源武陵铜仁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桃花源，到底在哪里？有的说这是作者的幻想和希望，不是实指某个具体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类似于海市蜃楼的虚无飘渺的东西。应该说，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相信，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的桃花源，是有其原型的。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陶渊明不可能凭空创作《桃花源记》。那么，桃花源的原型在哪里？我的回答是——“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

一、桃源在武陵

关于《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先后有3O多个地方在“据理力争”。比如有的说桃源在云南坝美村，那里方圆3O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村中人员进出大多选择村头和村尾的两个水洞。这里的自然环境很像《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有的说在江西康王谷。因为据宋《南康军图记·记游集》记载：秦灭六国后，楚康王熊绎被秦国大将王翦追杀，逃进谷中，顿时雷雨大作，阻断追兵，康王才得以逃脱。从此深居谷中。此说与《桃花源记》中“先世避秦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颇为相似。还有的说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其理由是，1936年，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发表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质疑公认的“南方武陵说”。他认为：“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不在南方的武陵。”有的说在北京市与天津市交界处的盘山(即北京市平谷县和河北省蓟县的盘山)。原因是，三国时的田畴曾在这里避难并曾经建立过特殊形式的社会，陶渊明慕其为人，曾来过这里，寻访其事迹。王瑶先生在编注《陶渊明集》时，也有类似的注释：“《三国志》记田畴入盘山之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其事与《桃花源记》相近似，是陶渊明社会理想的寄托”。所以不少人也因此称盘山为“桃花源”。目前，安徽黟县赤岭村的桃花源也炒得比较热。其依据也是安徽黟县“桃花源”的所在地赤岭村的地理环境与《桃花源记》中的描写极为相似。比如要进入村子，人们必须沿着一条溪流到渔亭，穿过绝壁下桃源洞，方能达到盆地。而且，内中情景，也多与陶文相似。另外，赤岭村还是陶渊明次子陶俟之后一脉的迁居地，陶氏一脉已在此地悠闲自在、安宁恬静地生活了千年之久。

关于“桃花源”的原型问题，我非常赞同冉庄在《重庆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发表的“‘桃花源’ 原型探究”一文中所说的：“即使江西的康王谷与河北盘山的景观与陶诗所描写的景观有些相似，但是，诗人遇到的捕鱼人一定是来自江西或河北的，为何诗人要把他写为武陵人，岂不张冠李戴”、“历来各家的种种推测，其主要原因是不了解、不相信武陵山区真的有《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洞和如此封闭的社会现实、社会生活。试问，陶翁所定的材料如若照王瑶先生所说，是得之于西北军佐的传闻，那么何必要记为武陵‘捕鱼人’，西北有的是天山等大山，何必加上武陵。此种纯属猜想，显然不切实际”。“ 事实上，‘桃花源’只能在武陵郡中”。

说桃源在武陵以外的地区确实是没有理由的。相似的地方很多，不说相似，哪怕就是与《桃花源记》描写的完全相同，也不能够说就是《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说桃源在云南坝美村和在江西康王谷等地，其依据都仅仅是相似。那法国也有和桃源相似的地方--安锡，是不是也说《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在法国，那岂不荒谬？至于说桃源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也只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记》纪实成分是依据随军的戴延之等所看到的材料而写成的。《水经注·洛水篇》也有关于戴延之随军的记载：“其山四绝孤峙，上有坞聚，俗渭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人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军届次而返。竞不达其源。”也就是说，戴延之并没有到达上洛。陈寅恪说桃源在北方的洛水上游，也只是推测，没有史料依据。同时，陈先生列举出的许多证据大多也只是孤证或旁证，但要完全驳倒他，一一找出反证，则又比较困难。但是，关键还是前提，学逻辑学的都知道，前提不存在，什么都无从谈起。

那么，《桃花源记》创作原型的大前提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是不是在武陵的问题。如果能够证明《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是在武陵。那就排斥了所有非武陵的说法，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不在武陵的说法都是没有必要讨论的。

从《桃花源记》里的句子——“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便可得知，桃花源就在武陵。捕鱼的是武陵人，发现桃花源的是在武陵这个地方的武陵人。难道对这段文字所包含的桃花源在武陵的信息也有怀疑？就算我们今天的人对古文的理解和古人自己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王昌龄在《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中的“先贤盛说桃花源，尘忝何堪武陵郡”、王维在《桃源行》中的“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裴迪在《送崔九》中的“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晨” 李白在《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中的“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陆游在《小艇》中的“清晓长歌何处去，武陵溪上看桃花”等诗句，以及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古代知名人士关于桃花源就在武陵的观点，怎么理解？难道他们对《桃花源记》也没有读懂？他们的理解也出现了差错？所以，我以为桃源在武陵是可以怀疑但谁也推不倒的结论。如果连陶渊明自己在《桃花源记》写得清清楚楚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等文字所包含的桃花源就在武陵的观点都还站不住脚的话，那就没有事实可言了，也就无所谓真理和谬误了。

至于有多个武陵之说，倒是应该讨论的。《辞海》对“武陵”一词的解释很单纯明白：武陵是地名，一是指武陵郡，二是指武陵县。因为晋代湖南有武陵郡，郡下设大庸县；湖北有上庸郡，郡下设武陵县。而且，据《竹山县志》记载，在历史上曾经称为武陵县的又有两个：一个在湖南的常德市，一个在湖北的竹山县。但《桃花源记》所叙晋太元年间，中国版图上叫“武陵县”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竹山。竹山古称武陵县。属汉中郡，在秦朝就有了。晋时，武陵县属上庸郡。而竹山境内的堵河旧称武陵河。河中峡谷至今还叫“武陵峡”。据历史线索显示，《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确实很难弄清是武陵县人，还是武陵郡人。但是查“武陵郡”一名的历史沿革，据《汉书·地理志》载：自西汉高帝五年(前202年)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年)，历时960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朗州、鼎州、常德军、常德路、常德府。《隋书·地理志》载：“武陵县”一名，自隋开皇九年(589年)才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19》、晋胡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20》、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地区。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这就与《竹山县志》记载的竹山在晋太元年间就已经被称为武陵县有比较大的出入，这到底是《竹山县志》的记载准确呢？还是《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准确？还值得进一步考察。但是，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含贵州铜仁，习惯地泛称“武陵”。不过，不管是湖南的武陵郡还是湖北的武陵县、竹山县，都是在武陵地区。从《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情况来看，武陵决不是一个小地方，一定是一个比较宽比较大的地区，就是桃花源也不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这样说？有两点理由：一是根据“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描述，可以推断，去桃花源的水路是比较远的，因为武陵渔人到桃花源，要“沿溪行”，还要途经人迹罕至的原始林带，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地方，然后才到达桃花源，桃花源就坐落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区里。因此，才会出现“忘路之远近”？二是根据“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的记载，既然“处处志之”，而又“寻向所志”，最终还是“迷不复得路”，也可以推断，其所活动的范围，是相当广，否则打了标记，怎么还会忘路？此两点都说明，武陵地区的区域很大很广，武陵应该是指武陵郡和武陵山区而非武陵县和竹山县。因此，我比较赞同这样的看法：武陵，在晋代，是一个泛称，可以指武陵郡，也包含武陵山脉。至于《百家姓书库·顾》附录《宋代百家姓及郡望》中说“顾姓郡望”是武陵郡，实在有些“离谱”。不过，自古以来顾姓与“武陵”二字有联系的确是事实。比如据明·戴廷明《新安名族志》载，有汉朝济阳武陵伯顾杰（“武陵伯”仅是封爵名称，人不一定到武陵任职）。张学群等《苏州名门望族》引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中说：“兹读任昉《述异记》云‘武陵原在吴中（苏州府的别称），山无他木……’，是则武陵云者即吴中之代耳。……湘中有武陵而吴中亦有武陵，是可异也。”任昉，南朝齐、梁人，这说明，任昉之前苏州就有“武陵”之地名。但是据72世顾双进在《“武陵顾”与湖南古武陵郡无涉》考证：顾姓，一般都承认自己是“武陵顾“，古家谱叫《武陵宗谱》、《武陵氏谱》，祠堂称“武陵祠”、“武陵堂”，春联写有“武陵世泽”、“武陵遗风”等字样，甚至连家里的器物上也有“武陵顾”三个字。顾姓与“武陵”在历史上是紧密相联的，此“武陵”即指苏州或苏州武陵溪一带地区，与湖南古武陵郡无涉。

二、深处是铜仁

桃源在武陵，而武陵又是一个很大很广的地区，桃源到底在哪里？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桃源在武陵，武陵处处都有可能是桃源，但是桃源深处是铜仁。为什么呢？其理由是：

第一，从开发情况看，桃源在铜仁。

从“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文字，不难看处，这里是一个比较偏远比较落后的尚未开发的地方。而当前人们大多数都相信的湖南常德桃花源，则早在陶渊明之前，黄闵所著《太平御览》中的《武陵记》就记载：“武陵山中，有避秦人居之，寻水，号桃花源。”这个“桃花源”以桃源山为中心，西晋末叶桃源山上始建桃源观，到北宋而极盛，历代诗人词家纷纷泼墨于墙，一时香火旺盛，成为我国道教圣地之一。这里还有潇湘第一阁水府阁，江南第一宫桃川宫，华夏第一院天宁碑院等。这里显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时已经开发。竹山也是一个开发较早的地方，在《竹山县志》上有记载，在晋太元年间，那时竹山是中国版图上唯一叫“武陵县”的，属汉中郡，晋时，武陵县属上庸郡。而竹山境内的堵河旧称武陵河。河中峡谷至今还叫“武陵峡”。当时湖北的武陵县处在湖南武陵郡的北部，处于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的腹部，又有汉江、堵河贯穿其中，交通便利，地位重要，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地处长江以南的湖南武陵郡，所以，开发肯定更早，不可能出现“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况。也有人认为重庆的大酉洞是真正的桃源所在地。大酉洞就在酉阳城近郊。而酉阳也是开发较早的地区。酉阳建县制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曾是 800 年州府所在地。秦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酉阳属黔中郡，汉高祖五年改黔中郡置武陵郡，于武陵郡置酉阳县。自汉初以后，酉阳县境虽一再缩小，隶属也有变化，但建制一直存在。酉阳于五代时“没于蛮”，后为土家族的强宗大姓冉氏所据有。从宋朝，历经元、明，至清初，酉阳世为冉氏土司领地，直至“改土归流”。显然，陶渊明时期那里已经开发，没有能够躲避战乱的安全的环境。加上，是从洞入，明代无名氏在洞壁题刻绝句一首：“洞前流水渺漫漫，洞里桃花渐渐残。曼倩不来渔父去，道人闲倚石阑干。”就说，这与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记酷似。其实，这是对原文的错误理解。原文“山有小口”中的“口”并不是指洞。在陶渊明那个时期，洞为“穴”而非“口”，如与陶渊明同时代的《神仙感遇传》有“遂出穴，密志归路，以告太守……”、《太平寰宇记》有“进入石穴，行数十步，则豁然平博，邑屋连接，阡陌周通”等记载，都是很好的说明。如果陶渊明的桃源真是指重庆的大酉洞，那《桃花源记》中的“山有小口”就应该改写为“山有小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真正的桃源不是指重庆的大酉洞。而铜仁则不同，由于地处武陵山腹地，交通不便，开发较晚。大家都知道“夜郎自大”这个词语，但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当时的夜郎属地就是“三山谷”，而“三山谷”就是现在隶属铜仁的梵净山。汉时的夜郎王之所以会闹出“汉孰与我大？”的流传千古的笑话，显然，主要是因为那时的铜仁还没有开发。正如刘瑜安在《桃源铜仁》一文中所说的“夜郎属地 ‘三山谷’，广袤千余里，林海茫茫，幽深险峻，人入其中，难觅身影，避世于此的隐居之人，又怎知‘有汉’？”三国时，铜仁尚属于吴蜀两不管地带。唐宋时期，铜仁的户籍、赋税不入中央户部，为羁縻州，乃区域自治。直到北宋末年，改羁縻州为经制州后，才加强了对此地的统治，这里才逐步得以开发。在陶渊明时期，有一群人躲在这些地方，“问今是何世” ？他们肯定“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第二、从历史事实来看，桃源在铜仁。

首先，从行政隶属关系和文化的渊源来看，铜仁属于武陵郡，铜仁文化本身就属于荆楚文化，并长期受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当然，也要受贵州文化的影响。《竹书纪年》曰：“（武丁）高宗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祀，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易·既济》载：“（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几条记载相互吻合，说的是同一回事，而且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卜辞中的“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之言，即是指前面几条记载提到的征伐鬼方之事。在这些记载中提到两个地名：一是荆，二是鬼方。所谓“荆”，即指后来楚国的荆襄之地，通称为荆楚。而“鬼方”，其地缘和荆相连，在荆之西南地区，含湘西、贵州及云南的昆明等地。春秋时，今贵州地总称为荆州西南裔，泛称南蛮或荆蛮。而铜仁地区则属荆楚西南部黔中之境。由此可见，铜仁地区自古就属于荆楚之地，是荆楚的一部分，只不过偏处西南而已。所以，铜仁地区的文化源于荆楚文化，或者说，春秋以前，铜仁地区的文化本来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部分。此后，铜仁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屡经变迁，政区也时常变动。秦时属黔中郡，汉时属武陵郡，西部（今沿河、思南以西）则属巴郡和牂牁郡。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铜仁西部大部归蜀，东则属吴。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时，铜仁正属于武陵郡。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京户部郎中李芝彦署题的《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在描述梵净山的地理位置时，曾这样写到：“窃见梵净山壁立黔南之境，轴连楚蜀之间”。从这些有关铜仁地区行政隶属关系和地理位置的记载情况来看，铜仁有部分区域曾经属于蜀地或直接与蜀地相连。这就决定了铜仁地区的文化必然包含有巴蜀文化的因子，并长期受巴蜀文化的影响。因而，可以说，铜仁文化的根在荆楚文化。不过，贵州建省以后，铜仁文化除继续要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外，还要受贵州文化的影响。苗人、洞人、巴人以及汉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演化。因而，也可以说，铜仁地区的文化是东西部各民族文化的“大杂拌”，铜仁这一块土地利用它特有的地位优势，不断吸收、借鉴外来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同时，又不断地将自己的文化随着人口的流动带往其它地区。铜仁也就成了贵州省境内东西部文化的交汇点。

其次，从各民族迁徙聚居的情况来看，铜仁各民族大多是从荆楚之地和巴蜀地区先后移居铜仁的。铜仁地区散居或聚居着苗、侗、土家、仡佬、羌、回、满等30多个少数民族，是多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就族源和迁徙的情况而言，铜仁地区的各族人民，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从外地迁移而来的，很难分清哪些是“土著居民”，哪些是外来移民，因为，铜仁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区。苗族的祖先是蚩尤。大家都知道，蚩尤是与黄帝齐名的远古时代的英雄，其后裔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史记·楚世家》载：楚国的先君为熊渠、熊通等，他们一向自称是与华夏有别的蛮人，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政”。《通志·民族略》曰：“楚以鬻熊之故，世称熊氏”。松桃苗族姓氏中包含有颛、来、鲧、熊、夷等姓，居住在湘鄂川黔地区的苗族都自称是“仡熊”，其汉语即为“苗族”。也就是说，“仡熊”这支苗族是古代荆蛮苗民后裔的一部分。松桃和印江苗族的先民也是五陵蛮、五溪蛮的一部分，他们历来自称为“仡熊”或“果熊”。大约在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他们为了逃避战乱，从荆襄之地，扶老携幼，或沿江，或爬山，一部分经由湘西花垣、凤凰、泸溪、麻阳进入铜仁，另一部分经由巴蜀酉阳、秀山进入铜仁。正因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争，所以西南政法大学王者香教授甚至认为铜仁的文化就是“避秦文化”。在他返铜祭祖途中所创作的诗词中不乏这样的诗句：“避秦忍为家尤欢”、“王孙长作避秦人”、“避秦往事深稽古，抗暴遗闻博采风”等。这些诗句也是他所提出的“避秦文化”的具体体现。苗族大迁徙的过程，在松桃苗族世代相传的古歌歌词中就有叙述他们祖先自湖广、江西迁徙而来的句子。侗族，属古骆越的一支，秦时称为“黔中蛮”，汉代称为“五陵蛮”或“五溪蛮”，魏晋南北朝称为“僚”，唐代既称“僚”又称“僚浒”或“乌浒”，到了明代，才有“洞人”或“洞蛮”之称，清代大多称为“洞苗”、“洞民”、“洞家”。铜仁玉屏的侗族主要有姚、杨、吴等10多个姓氏，他们大多是从湖南新晃一带迁徙而来的。土家族的先民是古代的巴人。而巴人则发祥于今湖北长阳武落钟离山的赤黑二洞。廪君，是土家族部落联盟的酋长。《湖北通志》载：“荆州之风，夷夏相半，有巴人焉，有白虎人焉”。土家族自称是白虎的后代，认为白虎即祖先，并作为图腾加以崇拜。土家族先民居住的武落钟离山，夏、殷时期，称为“巴方”。周武王伐纣，巴人立功，周武王封巴为“子国”。战国时，楚国进攻巴国，巴国战败，于是，一部分巴人被迫逃到五溪流域。巴人进入五溪流域，号称“五溪蛮”，从此定居下来，尔后，基本上没有大的迁徙，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在“改土归流”之后，汉族才大量迁入。

再次，铜仁尤其是梵净山是武陵地区避秦乱的最佳选择。桃花源人自称是先世为避秦乱而躲到山里去的。面对秦乱，两湖地区的人民为了生存，庸国一带的人民采取了两种策略：其一是朝秦暮楚，对暂时的占领者敷衍了事。其二是干脆逃往山里。那么，逃到什么样的山里？为了安全保命，“不避深幽”，肯定是逃往深山大谷。而能够躲藏五百年不被外人发现的武陵山片区，就只有峰峦叠障、沟壑纵横的铜仁梵净山才有这种可能。明末抗清重臣、徐福后裔第59世祖徐以暹就是为了躲避战乱才逃到铜仁茶园山的。桃花源人的先世为避秦乱逃到铜仁极有可能。

第三、从地理方位看，桃源在铜仁。

从武陵郡所辖的地域范围看，桃源不应该在武陵郡郡治等中心地带，而应该在能够躲避战乱的武陵山深处的铜仁。诚然《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就是指武陵郡人。但武陵郡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汉书·地理志》记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领)县十三：索、孱陵、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佷山、零阳、充。东汉监元县复称临沅，孱陆复称孱陵，建平郡复称武陵郡。领十二县：临沅、汉寿、孱陵、零陵、充、沅陵、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作唐。三国时的武陵郡，治所仍在临沅，初属蜀，后属吴，吴景帝永安六年(263年)，将原汉寿县改名吴寿县，又在西部分零陵、充县地设溇中县、分孱陵县地设南安县、建立天门郡，治所在溇中县。此时，荆州治所已由汉寿迁至湖北江陵。武陵郡所辖只有沅水流域的临沅、吴寿、龙阳、沅南、沅陵、辰阳、黔阳、迁陵、镡城、酉阳、舞阳等县，而不再辖有澧水流域各县。西晋时期，武陵郡的建置及所辖地区基本上无大变化，东吴时的吴寿县此时已恢复为汉寿县旧名。从武陵郡所辖的范围来看，铜仁地区的东部分属于辰阳和舞阳，处在武陵郡的边缘地带。从《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情况看，发现桃花源的是一个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关于这位武陵渔人，古代武陵方志中多有记载。南朝萧齐时，武陵人黄阂曾撰本地地记《武陵记》其中载“昔有临沅黄道真，住（往）黄闻山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这就是说，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武陵方志中记载，“发现”桃花源的那位武陵渔人，是其时武陵郡临沅县，当时武陵郡治在临沅即今常德市。用“武陵人”称呼他，证明这个人所生活的地方在当时应该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而桃花源则是一个相对落后相对封闭的地方。也就是说，“武陵人”是从比较发达的人们都比较熟悉的武陵地区开始，然后，朝还未开发的不大为人所知的武陵地区行进的过程中发现桃花源的，所以说，桃源绝对不会在武陵郡郡治等中心地带，比如武陵郡常德桃源西不远处的“桃花源”，它处于郡治统治的核心区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绝不可能有安定、和谐、淳朴的“世外桃源”的社会环境存在!更谈不上有先世避秦时乱的人文背景。我们还可以从桃源县的“桃花源”本地的一幅对联得知：此“桃花源”，并非《桃花源记》中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胜地。不信，请细读那幅对联——“绝景此何来，版图原非刘氏土；避秦意休问，世家不属晋时人”。那么，桃花源究竟应该在哪儿？我的观点是：应该在武陵郡管辖的与郡治等中心地带有一定距离的能够躲避战乱的武陵山深处的地方。如果说《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是湖南常德人的话，那么，“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结果，就是到达属于武陵郡的铜仁。为什么呢？从地形地貌看，铜仁地处武陵山腹地，便于躲避战乱。武陵山起至湖南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止于重庆中部的涪陵区。东北---西南走向，是乌江和沅江、澧水分水岭。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长度420公里，一般海拔高度1000米以上，最高峰为贵州的凤凰山，海拔2570米。主峰是贵州铜仁地区的梵净山。武陵山脉覆盖的地区称武陵山区，现在也习惯称武陵山片区。在武陵山腹地，峰峦叠障，沟壑纵横，许多地方不为外人所知。尤其是以梵净山、佛顶山为中心的铜仁中部地区，山高谷深，是最理想的逃荒避难之所。王正旺指出：从陶渊明的描述来看，桃花源至少有3个明显特征：1、群山环抱的一块平川；2、林木茂盛，溪水环绕，花草鲜艳；3、房屋俨然，家好客，民风淳朴。依据王正旺的观点，可以说铜仁处处是桃源，尤其是铜仁城所在地，周围有架梁山、文笔峰、天乙山等群山环绕，中间为地势低洼的盆地，盆地中大江小江在铜岩汇合，流入锦江。东、西晋时期这里也肯定只是农家民舍。如此看来，这里岂不更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第四、从水系分布情况看，桃源在铜仁。

从《桃花源记》中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等文字的描述中可以推想，桃花源外有大河奔流，并且大河里鱼类资源丰富，否则，怎么能够可以“捕鱼为业”？而且桃花源内有比较大的溪流与这条大河相连。溪流的很多地段也和大河一样，可以行船捕鱼。武陵人捕鱼肯定在武陵地区的河中进行。据史料载：武陵有五溪，而正源在辰溪，其证据是《水经注》有言曰：“武陵有五溪，雄溪、樠溪、酉溪、无溪、辰溪是也。……今考诸地志杂书，盖其源，有出于铜仁蛮界者，流经麻阳县城南为锦江者，名辰溪……”。其实，也很好理解，武陵山脉的主峰是铜仁地区的梵净山，其正源不是来自于主峰梵净山的锦江难道还会是其它河流？长江、沅江、锦江和大江、小江等就组成了桃花源由大到小的水系分布图。在这张水系分布图中，根据 “林尽水源”四字，我们还可以断定，桃花源也不会在波涛滚滚、江宽水大的沅江地区，而至少应该在沅江的上游锦江流域乃至大小江所在的梵净山片区。梵净山有九十九条溪水朝四周奔流，其中的大小两江汇集于铜仁城的铜岩处，并将城区一分为三，呈“Ｓ”状环城逶迤东去，是为锦江，然后才进入沅水，流入洞庭，汇入长江。沿江两岸奇峰林立，峭壁嵌绿，碧波粼粼，山色青青。还有丰富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景观、珍贵的文物古迹、雕梁的亭台楼阁等，宛如一颗颗珠宝镶嵌在锦江两旁，构成了一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十里锦江画廊。十里锦江风景区主要包括武陵小苏州、锦江十二景、锦江公园、水晶阁等景点，尤其是铜仁锦江十二景，声名远播。比如锦江十二景中的 “渔梁夜月”，每逢风清月明之夜，波光粼粼，江流有声，渔舟穿梭，甚为幽寂，颇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铜仁府志》载：“微澜荡漾间，俨若潜鳞游泳”。“玉屏晴雪”，也风景独异，在城南10公里，一山如屏，山高气寒，瑞雪初霁，群山融雪，此山仍积雪皑皑，经旬不化，素色玉润，银光闪烁，蔚为壮观。有诗为证：“天敞峰峦为作屏，连宵瑞雪几番终”（见《铜仁府志卷之二》）。清朝著名学者、诗人、文史学家郑珍在《铜仁舟中杂诗六首》中用“舟行无百里，江景已多更”、“潭光清漏石，山影绿摇云”、“江鸣知雨到，鸭语觉春来”等诗句来赞美锦江。《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廖经天也曾写下“四面青山楼外楼，新装巧扮最风流，多情最是锦江水，一步依依一回头”的绝句。

第五、从自然生态看，桃源在铜仁。

在《桃花源记》里直接描写到的物产有鱼、鸡、犬和桃树、桑树、竹林、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铜仁最典型的物产。锦江河里的鲭、鲨、鲈、鲤，历来享有盛名。在铜仁羽类动物中鸡排名第一，尤其是珍珠鸡，在《铜仁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每遇春夏间，天气晴朗，顶上先出两角，约二寸许，然后徐舒其绶，长阔近尺，红碧相间，其鸣如人呻吟。”桃、李、杏、梨等果树在铜仁更是遍地生长，如杨秀冕在《飞泉》一诗中所吟唱的“武陵岁岁桃先发，几度渔郎问钓矶”，敬文在《松桃道中望梵净山》一诗中所描写的“沿村翠竹林，夹岸桃花树”等就是铜仁的真实情景。在铜仁也有许多与桃有关的地名，比如松桃、桃映等，其实，我以为地名对证明是不是《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并不重要，原因是陶渊明把文章的题目明明白白地叫《桃花源记》恰好证明那里真正的地名不是“桃花源”。为什么呢？因为桃花源人之所以来到那里，就是为了逃避战乱和追杀，“渔人”误入“桃花源”后，桃花源人一方面“设酒杀鸡作食”款待他，一方面叮嘱他“不足为外人道也”。既然如此，桃花源人怎么会把真实的地名告诉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陌生人？只因那里“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是为“桃花源”罢了，并不是说那里的真实地名就叫“桃花源”。试想如果“渔人”是“忽逢李花林”，那么，陶渊明作的可能就是《李花源记》；如果“渔人”是“忽逢杏花林”，那么，我们今天谈论的可能就是“杏花源”了。所以，以此推之，那些当时和后来叫“桃花源”的正好说明不是“桃花源”，比如桃源县的“桃花源”、竹山县的“桃花源”等，都属于这种类型。而且据《桃源县志》记载，该桃源县是宋朝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由转运使张咏根建议仿陶渊明作的《桃花源记》一文之意而设置的。这时，陶渊明已死了600多年。张家界的武陵源虽然名声在外，但这是1982年才由黄永玉先生命名的。所以，地名叫不叫“桃花源”并不重要。另外，铜仁的竹类品种繁多，在铜仁就有南竹、杨竹、荆竹、青竹、苦竹、毛竹、山竹、水竹、凤尾竹等二十二种，其中山竹最多，漫山遍野都是，常年青翠欲滴，是铜仁的一道风景。铜仁的草本植物也非常丰富，有芦苇、千里光、灯心草、龙牙草、马蹄草、扁竹根等，新中国建立后，铜仁的乡下还能够见到用茅草盖的房子，名曰“茅草屋”，我想“屋舍俨然”中的“房舍”就应该是土砖砌的茅草盖的房子吧。现在的梵净山仍然是地球同纬度原始森林保持最完好的地方，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其主要保护对象为黔金丝猴、珙桐以及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梵净山的自然生态之美，不仅是中国之最，也是世界之最。金丝猴等动物和珙桐等植物，更是极为珍贵。现任铜仁地委书记廖国勋说得好：铜仁地区生态保护相对完好，山清水秀人美，只要你在铜仁至江口的大江边、江口至梵净山沿线走走，看到的就是一幅幅山环水绕、炊烟袅袅、稻谷飘香、资源流动、开放包容的“现代桃源画”。

第六、从文化传承来看，桃源在铜仁。

《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桃花源在文化传承方面最明显的特征是：民风纯朴。据《铜仁府志》载：“铜仁地处偏隅，夙称朴厚”、“相杂成俗，而遗风未远，不无染渍，久之遂忘其自来，闷闷淳淳，尚存古意”、“民性淳和，欲尚俭约。”《松桃厅志·风俗》云：“民风古朴，家常食惟谷蔬”。铜仁的今天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还被评选为“西部名城”，人们待人诚恳、友善，逢年过节相互串门，走亲访友，主人杀鸡宰羊，设宴款待，其乐融融。

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另一个特征是：对归于自然的道家文化的继承。陶渊明早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后来由于受当时无为之治的朝廷的主导政策和玄学盛行等多方面的原因，他的思想逐步转向了老庄，认为上古社会是富足的真淳的，就像《劝农》诗所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因此，他希望自己能生活于上古时代，于是在《五柳先生传》中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葛天氏都属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文中的五柳先生即指陶渊明自己，他认为上古社会是隐士生活的理想时代。诗言志，可以说《桃花源记》就是他归隐自然的道家思想的文学解说。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东晋王朝已面临瓦解，人民起义，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使社会环境混乱污浊。他虽有“猛志逸四海”的伟大抱负，但终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辞官归隐。他“结庐在人境”，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他一面躬耕陇亩，“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面自得其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为了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选择了归园田居，啸傲林泉，这正是他洁身自好，孤标傲世精神的体现。陶渊明受外祖孟嘉的影响较大，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我们看到孟嘉推崇“自然”，“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也是深谙玄学的人物。陶渊明信奉“自然”，崇尚无为。《与子俨等疏》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在住宅遭受火灾后，他“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更加思慕上古无为之治下的太平生活，这些都是和当时的风尚相一致的。铜人之名,缘于元代“铜人出水”的传说。相传元朝初年,有一位渔翁在锦江大小江汇流处铜岩下捕鱼时,在水底捞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尊铜像。朝廷据此设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巨岩称铜岩,明朝参议蔡潮在侧岩上题刻“中流砥柱”四字，铜岩此后又称“中流砥柱”。明永乐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后,于铜人建立铜仁府,改“人”为“仁”，古“人”、“仁”相通。也就是说铜仁的“仁”，乃三个铜人也，他们分别代表儒、佛、道。考铜仁文化思想的渊流，铜仁也确实是一个儒、佛、道思想并存的地区，尤其是道家思想在铜仁影响较大，至今许多地方乡下人的生老病死还离不开道师，人死之后办道场、施法术，更是为很多人所信奉。在有的铜仁民居的家仙牌上还可以看到太上老君的牌位，太上老君即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聃。能够放在家仙牌上，烧香火供着，可见对道家思想是多么的崇拜与崇敬。

再次，就是：傩对桃源文化的传承。铜仁是傩的故乡，傩在铜仁民间的影响很大，在许多地方都有设傩坛演傩戏的习惯。傩戏布景主体部分所扎的就是“桃源洞”，而傩母、傩公雕像就安放在“桃源洞”里。因为“桃源洞”是专门用来安放正神雕像或牌位的坛台，故称为“正坛”或“上坛”。在演出过程中，巫师要对“桃源洞”的形成、形状等进行交代。在举行“开洞”仪式时，巫师要从上洞桃源请出“先锋小姐”、“开山大将”、“算命先生”；从中洞桃源请出“和尚”、“秦童”、“八郎”；从下洞桃源请出“土地”、“判官”，然后才正式演出折子戏。傩戏中的“桃源洞”，以及对“桃源洞”的形成、形状等所进行的交代，难道不包含铜仁和桃源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我以为张勇在他的《桃源铜仁刍议》一文中对傩与“桃源”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他认为：“傩文化中的桃源，是我们对世外桃源追求的另一种表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遭遇了各种不幸，把希望寄托在桃源洞里的各位大将，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美好幸福的生活。傩文化中的桃源，同时也是对桃源文化符号的更深层次的接受和认可，把他融入了铜仁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张勇《桃源铜仁刍议》，载《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第七、从社会生活图景看，桃源在铜仁。

刘自齐、龙兴武等学者都认为《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图景是武陵苗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从《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图景看，可以说，那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社会。据《苗族简史》载：那时，武陵苗族开始进入了铁犁牛耕的农业生产时期，生产力还比较低下，所能够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还产生不了比较富裕的人物。因而也就呈现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现象。如此世外桃源的社会，在东晋刘敬叔的《异苑》中也有记载：“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其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这与陶渊明所描写的几乎相同。桃花源大写其桃，是不是也因为其所描写的本来就是武陵苗人？铜仁苗族人民自古就有在村寨的村口路旁、房前屋后栽种桃树的习俗。现在还可以在松桃等地的苗族村寨看到这种景象。这不仅桃子是比较好的水果,更因为苗族人民认为桃树是可以避邪、治病和驱鬼，是一种“神树”。武陵打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而后看到的就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近似一幅水墨画的桃花源村。好一幅宁静祥和、温馨的自然图景,这与铜仁苗族的村寨布局,屋舍结构和外貌特征也很相似。此外，桃源村俗也与铜仁苗族传统的衣著礼俗习规很相似。衣著、礼俗、习规是区分民族的主要外在标志。《桃花源记》中的“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等描述，也酷似苗族民风礼俗。据《淮南子·齐俗篇》载：就衣著而言,三苗时代,苗族就有“髽首之俗”,即以麻掺头发盘髻扎于头顶,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椎髻”。衣料则多用麻布,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苗族人民诚实纯厚、直爽,崇尚礼仪，热情好客之俗,享誉海内外。苗族学者石启贵指出：“社交礼节,极为重要,过之,殊失其当,令人取笑不及,又失其恭,惹人厌烦。相见之礼节,当以不亢不卑为宜,此人情常也。非特汉区注意,苗乡于此亦相当重视”（石启贵《淮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现在松桃等地的苗族，仍然十分好客，客人到家,堂屋让坐,敬茶装烟,鱼肉款待，以酒助兴,以歌劝酒,以及主家未散邻家又邀的轮流请吃的“排家饭”风俗不就是《桃花源记》里“见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以及“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的真实写照？

在这里，我还想说的是，在铜仁这片土地上，苗、土家等少数民族在过去相互杂居，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庭。尽管对土家族的来源，目前说法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并与苗族长期生活在一起，清末地方志中虽开始用“土家”名称，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土家族人民的意愿才正式定名为土家族。所以，《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图景既是武陵苗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也应该是武陵土家等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第八、从语系分布情况看，桃源在铜仁。

《桃花源记》里虽然没有直接对桃花源人使用的语言进行描写或介绍，但是，可以根据“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事实，推断出桃花源人的语言肯定属于北方官话语系。铜仁地区汉语方言就属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只不过，东四县大部分属于西南官话的湘黔片的黔东方言，西五县大部属西南官话黔渝片的黔北方言。据萧黎明副教授考证铜仁地区“东四县方言大致可分为东部、中部、西南部三个片。东部以漾头话为代表，分布在铜仁市的漾头、瓦屋、瓮慢、白水、滑石及万山特区的敖寨、下溪一带，属含湘赣方言成分较多的西南官话。中部以铜仁市区话为代表，分布在市区及附近地带属典型的西南官话。西南部以玉屏话为代表，分布在玉屏县和铜仁市的羊寨、黑岩、江口东南一带，属川黔方言的黔东南次方言”（萧黎明《铜仁地区汉语方言内部差异及成因》，载《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为什么铜仁市东北部的漾头及湖南常德一带属含湘赣方言成分较多的西南官话、西南部的玉屏、江口东南一带属川黔方言的黔东南次方言，而铜仁市区则属典型的西南官话？这是不是铜仁人就是桃花源人的后裔？照一般说来，语言的发展演变应该有一个过渡地带，怎么周围都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而中间却夹着典型的西南官话区？这是铜仁语言发展的一个迷。但如果铜仁就是《桃花源记》的桃源，那么出现这种特殊的语言分布现象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总之，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如果说武陵是个大桃源，那么，武陵深处的铜仁就是桃源中的桃源。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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