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文化史视角的“西口文化”界定

最早的“西口”即是山西右玉杀虎口，并且，由于国家经济军事政策的调整，西口这一称谓逐渐北移至内蒙古的归化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山西保德州一带的人民北渡黄河上的水关到内蒙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垦荒种地，陕西神木、榆林、靖边、定边、府谷、横山等地居民北上深入前后套地区垦殖，这些地区的边民开始把这些“水关”和包头镇等地也称为“西口”，引起了“西口”一词的泛化。

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形成的泛化过程衍生出来的种种文化现象，诸如军事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商业文化、移民文化、民族融合、风俗语言、文学艺术等，这些文化形式综合演进，形成了有别于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的独特文化现象。

首先，从地域上看，这种独特文化现象的中心在山西右玉杀虎口，地理范围向北涉及内蒙的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向西延展到山西西北地区的河曲、保德，陕西神木、府谷、榆林等北部地区，甘肃北部的延边地区，向东扩展到了河北张家口一带，向南包括几乎山西的全境、陕西和甘肃的中北部，并零星散布在内地的许多地区。在地域上形成了作为文化现象所需要的文化核心区与波及范围，并且由于“西口”一词在地理上的泛化，核心文化在与各地区已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从相互排斥到相互适应，也使这种文化现象有了一个渐次发展、传播、异化、传承和结晶的过程，形成了以核心文化为主体的各地文化为亚文化群落的文化现象。

其次，从表现形式上看，清代的杀虎口关源于明代的杀虎堡，最初称为杀胡堡，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开始设堡，隆庆六年（1572年）蒙汉和议后，成为蒙汉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清朝立国之初，为了割断蒙汉之间的联系，在蒙古与内地交界的绥远和察哈尔地区设立了大片禁耕区， 对蒙人入关和汉人出关进行严格控制，进出关口需由杀虎口管理机构开具票证。随着禁令的弛废，入蒙屯垦的内地百姓增多，杀虎口的人口流量也日渐增大。可以看出，西口文化立足于山西右玉杀虎口，无论是明代卫所制度中的杀虎堡，还是清代康熙帝经杀虎口征讨葛尔丹，西口的军事功能最为突出。但随着国家安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政府和皇室指派官员监督杀虎口关税，并且是蒙古贵族朝贡清政府的指定经行关口。据1914年，杀虎口监督甘云鹏检阅关库所储旧档册的记载：“自前清嘉道以前虎关每岁收入不过一万余两而已，咸同以后，乃稍稍增收至三四万两或五六万两，然无有过八万者……光绪末……岁收税款始达十一万两有奇。”由于清代杀虎口是政府法定的出关口岸，一般意义上讲，杀虎口便成为了内地与蒙古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各地区人民云集于杀虎口一带，他们通婚杂居、相互影响、相互交流，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西口”一词泛化后，蒙汉延边的内地人民把从不同地区进入蒙古地区经商、垦种等都叫做“走西口”，“西口文化”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由于清政府不许旅蒙汉人携带家眷以及不准与当地人通婚，西口文化呈现出春去秋归的“候鸟”性特点，北上的汉人带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地区文化，影响了蒙古当地的文化构成，同时，由于这种“候鸟”性，这些北上的汉人在接受了蒙古文化的熏陶后，南下“归巢”时，又将蒙古文化和沿途的见闻带到了内地，对内地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内涵随着地域的扩大而愈加丰富，仅“走西口”的文艺表现形式就有地方小戏、民歌和二人台等，其中，以“走西口”为名称的民歌遍及山西、陕西、河北、甘肃和宁夏一带，总数量达148首之多。

另外，就杀虎口一地的性质来说，也呈现出军事地位的逐渐弱化和经济文化地位渐次加强的特性。以右玉县现存的明清时期杀虎口一带，能够反映出文化变迁的碑志内容中就可以看出些端倪。

我们为“西口文化”做出如下定义：西口文化是以山西右玉杀虎口为基点，军事文化为基础，明清时期与南方主流文化相对应的、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俗文化现象。西口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框架内的局部性变异现象。广义地说，蒙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西口文化则是狭义中国文化传统的异化，因此，将杀虎口定义为西口文化的核心是符合这一文化特质和内涵的。

严格地说，“西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或其他文化相比，它没有系统化、理论化的框架体系，也没有十分稳固的核心文化现象。军事文化是西口文化的早期表现形式，随着国家的安定，军事意义逐渐消退，商业文化、民族融合、移民文化、宗教文化等在不同时段依次成为这一文化现象的主流。正因为如此，西口文化所展现出的文化特征是发散式的，这种发散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地域的发散式与文化认同心理的内聚。有关西口文化以杀虎口为核心向四面延伸的问题，前文已有论述，于此不再赘言，这里我们主要将西口文化的波及范围做一个相对具体的描述，即该文化所包含的地理区域，以便在进一步研究该问题时，有一个确切的范围作为研究的基础。

“西口文化”以山西右玉杀虎口为中心，向北至归化城以北的蒙古腹地，向东达东口张家口以西，向西涵盖了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向南延展至山西全境，乃至内陆与杀虎口相关的、由茶路等贸易形式连接起来的零星地区，如福建武夷山、湖北汉口一带等产茶区。

与同属于移民史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相比，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先生的研究，追寻大槐树移民的传说和历史，反映了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共同心态，以及与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由于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具备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的因素，使它在影响力方面超过了其他关于移民祖籍的说法，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了关于族群认同的话语霸权”这一因素的背景，因此造成了河北、河南等地移民无论祖籍在何处，均将山西洪洞大槐树认同为自己的祖籍所在地。西口文化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西口泛化后，无论从西北地区范围内的任何地区进入内蒙都被称为“走西口”。这种心理认同除了类似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现象的情况外，还有两种原因。其一，杀虎口和归化城是政府许可的内地通往蒙古地区的交通孔道，只有经过这两处北上才被视为合法，因此即便是从其他地区入蒙的百姓，也会将自己的举动叫做“走西口”；其二，不可否认，当时汉蒙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民族歧视。因此造成了旅蒙汉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逐渐集中到了“西口”这一具体化的词汇中，形成了西口文化发散式特征的一种独特现象。即这种地域的发散具有了一个共同的交接点，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情况认作是具有发散特性的心理内聚。

二是文化的发散式。西口文化的发散性特征还体现在其文化的特性上，这种文化的发散式包含了两个方面。一类是形式上的发散，另一类是内容上的发散。

形式上的发散是指西口文化以军事文化为基础，向经济、政治、商贸、文艺、宗教等其他文化形式发散。

内容上的发散主要是指西口文化不具备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知识结构，是松散的各种文化现象的自由组合。简言之，它是在主流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西北地区民间俗文化现象，是西北地缘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赋予了其时代特征的独特文化现象。同时，汉蒙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它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特殊文化模式。

从文化从属关系上看，“西口文化”作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广而言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北民间文化的集中体现。狭义地说，尽管“西口文化”是基于军事文化发展起来的，但其文化的主体内容却更多地反映了商贸、经济和民族融合。无论是明清时期的开中制下作为军事消费区的杀虎堡，还是清顺治以降设关征税，再到“西口”泛化后，内地商民出关经商屯垦，商业文化始终居于主导性地位。鉴于从西口入蒙的人群中，大盛魁等晋商旅蒙商群体最具代表意义，因此，更为具体的描述“西口文化”的从属关系，其应是“晋商文化”的有机构成。

综上所述，西口文化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独特文化现象，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演化出了新的文化内涵，是对主流文化传统的异化与传承，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包含广泛、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

所谓异化，是指与中国主流文化相比，西口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军事、对外贸易、文化形式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西口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有益补充。如主流文化传统忽视军事文化，西口文化的文化渊源正是以军事为基础。在主流文化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外贸易形式以朝贡和官方控制为主时，北方的对外贸易群体却以商人为主，发展起与自由贸易相近的对外贸易形式。在主流文化强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主张以文教化，提倡读书登仕途，进行文化钳制的情况下，西口文化却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发展出了以民歌、曲艺等为主体的民间艺术。凡此种种，丰富了的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展现出了更加绚烂多姿的色彩。

所谓传承，是指尽管西口文化呈现出了与文化传统的主流相对排他性特征，但它仍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框架内，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母体内的子文化或亚文化现象。

异化与传承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促进的矛盾统一体，文化也正是在不断的异化和传承中得以发展。“西口文化”正是根植于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土壤中，在军事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商业交流、移民、民族融合等方式，不断与其他文化现象融合，演化出来的一种新的历史文化现象。它既是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异化，又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各种文化元素，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具有地缘性和相对排他性特征的新的民间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