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知兴替……"
新中国画院的成立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事,它拯救了当时濒临边缘化的国画艺术,并在继承与发展传统国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专题主要从史实出发,通过对建国初期国画危机、国画改造、新中国画运动等史料的深入分析,阐明新中国画院成立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意义,进而为当今中国画院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于年画、版画、连环画、油画这些反映现实生活比较直接的画种而言,传统中国画的创作和发展遇到了许多难题,尤其是传统的山水、花鸟画,怎样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成为一个难题,人物画如何从描绘古装人物转变为表现新社会的现实生活也是一个难题。从旧社会沿袭下来的传统中国画能否为新社会服务,在当时产生了很多疑问,甚至不少美术界人士也滋生了轻视民族绘画传统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遭到质疑。另一方面,建国初期书画市场的突然消失,更使一些靠卖画为生的画家,无法维持生计……[详细]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国画的争论是非常热烈的。从1949年4月《人民日报》开展国画讨论,"改造中国画"、"中国画的写生问题"、"面向生活"及国画创作的遗产接受、传统继承等问题一直在持续争论。1955年5月召开的美协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国画继承传统的问题。蔡若虹在发言中说:重新提倡写生,就是让画家们退出死胡同走上现实主义大道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让画家们接触现实生活,同时养成具有表现实际物象的能力。这种做法不但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是继承中国古代"师造化"的优良传统方面的一件大好事……[详细]
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规定了北京中国画院是创作、研究、培养人才、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并希望北京中国画院今后能团结中国的画家,继承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吸收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不断提高,培养后代,让百花齐放,众美争妍,为创造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新美术而斗争。
经过一年时间筹备,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宣告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亲临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谈到"北京中国画院"的名称问题,周总理还重点讲了美术界的团结问题。接着,周总理谈到成立北京中国画院的宗旨、意义和画院的发展方向。
[详细]
画院体制的建立,首先为继承和保护中国画传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画面对社会现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画的革新和发展。最初进入画院的老一代画家们,正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努力与新时代火热的现实生活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中国画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详细]
"文革"结束后,1977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于1980年成立了以朱丹为组长,成员包括蔡若虹、黄胄、安靖、苏立功、叶浅予、李可染、吴作人在内的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1981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李可染,副院长蔡若虹、叶浅予、黄胄。[详细]
中国美术这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周恩来对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关怀程度远远超出了一个总理从本职工作意义上对美术的过问。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周恩来对美术工作的关怀之多,与美术家的关系之密,是极其难得的;其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具有丰厚艺术修养的学者品格使周恩来在美术领导工作中,不仅仅是以总理的特殊身份来对美术工作提出要求,同时也以学者的品格切入。[详细]
《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立足于中国美术馆的专家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后的成果,集中展现周恩来以及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关心,反映周恩来从党的文艺思想和方向的高度,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还深入浅出地宣传和介绍党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的源流与发展,发掘其中的一些规律,对于当代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周恩来与中国美术》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现和纪念一代伟人周恩来,更填补了"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汇集忆叙周恩来的文章22篇,均为作者自1939年被选派至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来,与周恩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亲历各种活动、事件的真实记录。既记述了雾都重庆文化界瞬息变化、共和国建立以后文坛风云变幻,又叙述了周恩来与文艺界朋友息息相通的友情,在外交事务中与国际友人交往的点点滴滴。每篇文章都记载着珍贵的史料,感人的故事,传递出作者坦诚、真实的情感,和周恩来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
对中国现代艺术的研究和鉴赏是非常晚近才开始的。1959年,当我出版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研究此课题的专著时,西方同行们批评我为一个不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浪费时间。那时,多年形成的西方偏见依然非常活跃。西方读者欣赏国画,即便他们并不完全理解它。不过他们很可能会说:"这好极了,但是中国人画这种画已经上千年了,他们就没有新东西吗? "然而,如果艺术家们当真尝试了点新东西,又因为"不是国画",或者,假若显示出西方影响,又被视为仅仅"模仿西方"而遭到排斥。
事实是,欧美公众几乎没有见过传统国画以外的中国绘画,这是问题之一。西方公众期待中国艺术家以中国风格作画。徐悲鸿和他的对手刘海粟,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双双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时,都小心翼翼地仅仅奉上国画。与此同时,在他们把欧洲的展览托付给国画时,他们,以及最值得注意的林风眠,都清醒地意识到那并不是中国艺术未来发展之所在。[详细]